第32章

文章根据一些影片上座率不高的统计材料，首次提出了影片的票房价值、观众心理等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用现在说法是摄制电影在注重社会效益时也不可忽视经济效益，或者说也要注意市场信息、市场规律。这在今天的读者很容易理解，但在当时是“超前”了。这篇文章并非钟惦棐个人署名，而是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在显著地位发表，影响也就更大了。当时“文汇”、“光明”两报正在讨论电影问题，《文艺报》评论员的“锣鼓”一敲，也就更热闹了。但报纸也登了不同意见，如《文汇报》就登过批评这篇文章的稿件%%%。但在1956年末直至1957年初春，报刊上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仍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不能设想这篇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在权威刊物头条的文稿（那时钟惦棐仅是艺术部主任，并非编委会成员），不经过《文艺报》编委会（常务编委是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审批、拍板能够出来。那时还不存在“阳谋”，发表要么是推荐，要么是为了推动问题讨论。1957年3月，情况有了一点变化，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会邀请许多党外知名人士参加。毛主席在谈到党内情况时，说有的人有“左”或右的倾向，“左”的倾向的代表是陈其通等人和他们的文章《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则是钟惦棐和他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反右后，钟惦棐的问题，迅速升级，由内部检讨，变为报刊上点名，公开的批判斗争；由“右倾”变为“电影界反党头目”，“指挥向党进行冲锋包围”的资产阶级右派。就连《电影的锣鼓》的发表也和任何人无关，而是钟惦棐个人的行为，是他“用了不合法的办法”，“向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抛出的一份挑战书”。而钟惦棐在电影界、艺术界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反对党的领导”，他成了十恶不赦的“敌人”。 
  《文艺报》“二唐”案：唐因、唐达成原是丁玲、陈企霞主编《文艺报》时期留下来的最突出的青年业务骨干，他们很自然地被怀疑在人际关系、思想情绪上同丁、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划右的最直接原因是两人在五六月间发表的言论、文章，被认为是“对党的领导抱着严重的对抗情绪”。唐达成发表了一篇《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副题是“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6月9日出版的《文艺报》1957年第10期），不管他的文章有无道理，这是极为犯忌的。据我所知，“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同志是文艺界最高权威，他无疑代表党的领导。文艺界开会，只要周扬讲了话，其他的发言人，不论你是大师、文豪，理论家、作家、艺术家，都会说拥护、赞成。谁要说声“不赞成”或发表不同意见，那简直是对党的领导人的亵渎和冒犯，是难以想像的事了。尽管文艺理论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本应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不分领导、被领导，展开平等争鸣讨论。但在中国文艺界积习已久，说了不同意见等于冒犯领导的观念在那时多数人中还难以改变。退一步说，即使在非文艺界，提了不同意见即等于反领导，反具体领导人即等于反党的逻辑，在反右扩大化中已愈演愈烈，唐达成是难逃劫数的。唐因则是对1954年全国文联、作协关于批评《文艺报》的决议说了些不同意见，这也是不能允许的，这被认为是为丁玲、陈企霞翻案，难道还不是反对《文艺报》的现领导，“对党的领导抱着严重的对抗情绪”吗？他们的罪名还有“要把《文艺报》办成资产阶级的‘自由论坛’”，要“退出《文艺报》”，另办同人刊物。 
  《人民文学》李清泉、俞林案：李清泉，延安“鲁艺”出身，曾长期在东北教育界工作，1955年重返文学界，任《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主任，1956年离职到作协当审干办公室主任。1957年三四月间，秦兆阳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文和修改王蒙小说问题以及被认为贯彻双百方针不力而实际靠边。李清泉“受命于危难之际”，回编辑部接编《人民文学》。他执行作协领导的指示，大胆果断，贯彻双百方针毫不迟疑。以其编辑的胆识、慧眼和辛勤努力，编出了体现双百方针的《人民文学》5、6月合刊和7月革新特大号。他扩大了组稿面，使“五四”以来一批老作家如康白情、沈从文等重新面世，同时推出了李国文、宗璞等一批新人的力作。革新特大号出来后，作协一位领导人曾打电话对其表示祝贺。但随后反右扩大化，李希凡、姚文元等带头发表短文和长文批评《人民文学》代表了修正主义创作逆流，革新特大号变成了“毒草”专号。中国作家协会很快编印出来供内部阅读的一本厚厚的《人民文学》毒草集，其中理论方面，除收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还收入了近半年多来，包括5、6、7期《人民文学》发表的许多评论、杂文，有李清泉用笔名写的批评社会上右派的杂文、编后记和笔者及编辑部其他编辑写的短论、杂文等。作品则赫然收入了李国文、宗璞等刚发表的新作。毒草集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引起了深深的震动。（顺便说一句，当时作协发下来上级单位编印的一批供批判用的、16开的白皮书如《冯雪峰言论》、《姚雪垠言论》、《吴祖光言论》、《刘绍棠言论》等等。凡被编印了言论集的人，准在劫难逃。）许多人思想不通。耿直的李清泉贴出一张小字报，其大意谓若说《人民文学》成了修正主义逆流，作协某些领导人也有其责任。李清泉不久被划为右派，成为《人民文学》被划右的第一个领导干部。其罪名之一是说他“恶毒”攻击肃反，因为他在给上边提意见时，用了一句嘲讽的语言，说肃反如同“拉稀”（指不重证据地扩大了打击面），而审干（指审查干部、平反错案，落实政策。李清泉是作协这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是“擦屁股”。再就是编刊物“放毒”。若干年后他才知道，倒霉的契机其实是他贴出来的那张小字报。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3)   
  俞林是来自解放区的一位小说家，写过《老赵下乡》、《人民在战斗》等中长篇小说。他出身燕京大学，抗战军兴参加八路军打游击，做地方工作，又因其擅长英语，1946年曾参加北平军事调处部的工作，任我方译员。解放后曾任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参加我国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南美。1957年已调外交部，显然准备再次履行外交官的职责。正在此际，《人民文学》的秦兆阳、李清泉两位负责人相继出事，编辑部的业务领导处于真空状态。作协急急忙忙找外交部商调来俞林，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俞林到职一个月主持编辑了反右的《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他本人也在《文艺报》发表了反右文章。谁知9月间突接通知，俞林因其5月份在外交人员进修班上的发言，已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俞林的发言据说只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建议“肃反”不要搞群众运动，而被定为“攻击”肃反运动，划右。）俞林只好立即离开副主编岗位，等待他的是批评、处理（作为右派，开除党籍，送至农村劳改）。俞林其人，一向温文儒雅，谨言慎行，从没有偏激过头的言辞。（他曾告诉我，在外交部进修班的那次发言还是逼出来的呢。“上边要大家发言鸣放，很多人保持沉默，我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只好带头发个言，结合我自己在武汉领导一个单位肃反中的教训谈点看法。”）俞林之被划右，不单他自己毫无精神准备，作协和《人民文学》的人也都大感意外，不过事已至此，谁也没办法。 
  《新观察》戈扬、黄沙案：戈扬出身报业世家，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担任过战地记者，解放后长期担任由旧《观察》（储安平主编，因其进步倾向，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改名迁京的《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戈扬是个有魄力、热衷于新闻事业，有点男性做派的女子。在她的策划、推动下，《新观察》半月刊成为发行数十万份，颇受读者欢迎的杂志。在1957年鸣放高潮中，戈扬不甘落后，在刊物上发表了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名扬全国的费孝通教授的新作《重访江村》，并以《蓓蕾满园乍开时》的通讯，报道了费孝通与其他教授们的发言及鸣放活动。而费教授又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成员，不久即与章伯钧、罗隆基一起被划为右派。戈扬的行为被认为是对党的叛卖，拱手将阵地让给了资产阶级右派阴谋集团，使刊物成了“配合右派势力向党进攻的工具”。戈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诸家刊物主编中唯一被划成右派的人（其他刊物被划的最高是副主编，或常务副主编）。 主编划右，刊物自然稀里哗啦，那些活跃一时的记者、编辑，被划右者不在少数，较著名的有黄沙。黄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又是费孝通教授的学生，他主张《新观察》应该效仿老《观察》，组织全国知名的教授、学者们写文章，他本人身体力行，在他的组稿名单中除了费教授，还有储安平等人。他还主张刊物应该关心、了解全国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状况，“为他们说话”。黄沙被划右的罪名是“跟费孝通里应外合”，企图“篡夺”《新观察》的领导权，改变刊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