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但怎么能说是反党呢？ 
  小说有个重要的情节“眼线”：小说里的“我”曾经见过可爱的主人公（后来牺牲了的年轻电工）和他的未婚妻。他帮“我”义务修电灯时，有位年轻姑娘来找他。但“我”对两人关系的判断，起初，是判断对了，“我”猜那女孩是青年电工的未婚妻，却又自以为错了；后来，青年电工牺牲了，这女孩又来了，“我”以为她不是他的未婚妻，这当然更错了。 
  舒群《在厂史以外》的结尾写道：“在这上，当初，我本来没有错；后来，我反而错了；现在，我当然又错了。但这让我对谁说呢？” 
  这几句话可不可以理解成舒群对这些年他自身遭遇的一番诉说、一段内心独白呢？ 
  文学界近年有人写当代文学史，我这番见闻加“索隐”，可不可以算做“在文学史以外……”呢？ 
  粉碎“四人帮”后，舒群以老病之躯，勤奋写作，发表了名篇佳作多篇，其中最著名的有1981年获奖短篇《少年CHEN女》及《杨家岭夜话》、《枣园之宴》等等。他还和丁玲再次合作艰难地共同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中国》。 
  舒群已逝，他留给我的是难忘的记忆，怀念。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1)   
  “新的革命的洗礼” 
  这是1957年第7期（5月19日出版）《文艺报》社论的题目，这篇社论由总编辑张光年起草。社论真诚地贯彻毛泽东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同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社论指出：“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的生动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变得突出了。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任务，用阶级斗争中的老办法来解决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中的新问题，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要整风。共产党员、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正在经受一次新的革命的洗礼。”社论批评了那些“面对着当前的新变化”而“抱怨或感伤”的人：“难道说，教条主义的绳子还是不要解除的好？宗派主义的墙和沟还是继续保留的好？官僚主义的祸害还是不要反对的好？”同期还发表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的文章《文学的幻想与现实》，他说：“我们不赞成庸俗社会学的先生们的意见，把文学的描写的对象给以狭窄的限制，把全人类、全海洋一样广阔的文学世界加以人为的割裂。”“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方针，这口号，反映了千百万群众的要求，它成为时代前进的主导力量。”“在目前这时刻……如果谁保守，踌躇自满，裹足不前，谁就看不见新的要求，看不见新时代的飞跃前进，而自己变成落后的人，当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在领导号召和推动下，中国作家协会各部门都动起来了，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民主人士、非党群众都来接受这“新的革命的洗礼”。《文艺报》早在1957年4月14日便改为八开的周刊，扩大了编委会成员，邀请党外著名作家、《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萧乾来就任第二副总编兼外国文学部主任，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的锣鼓》一文的作者钟惦棐为编委。《文艺报》广开言路和文路，发表文学、艺术、学术、出版界各方面人士的言论、文字，对文艺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展开批评。作协机关和下属的其他刊物《人民文学》、《文艺学习》、《新观察》、《诗刊》等也在努力贯彻整风精神和双百方针，邀请文化界人士、非党人士，作家和评论家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力求改进自己的工作。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已经起了变化。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5月15日起草了一份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首次提出右派问题，包括“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就是后来说的“阳谋”。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十分尖锐复杂。毛主席对“右派”的估计是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5月19日出版的《文艺报》在发稿时，作协领导人刘白羽、《文艺报》总编张光年等同志还来不及知道毛主席这份最新的文件，因之他们的文章和社论还是1957年2、3月份的调子。据我的记忆，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个幸运儿。尽管我响应党的号召，对文艺界领导人提意见不落人后，并且发了些带“刺”的杂文，但我已列在保护范围，往后只要谨慎行事，不会当“右派”了，这是后话。而更明显的信号是毛主席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作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 
  1957年7月14日，第15期《文艺报》在头版和二版显著地位发表总编、副总编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三位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和编辑部展开反右派斗争的消息，端出了“偷运毒草”的副总编萧乾，和用“右派思想”“向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挑战”的“二唐”（总编室主任唐因、代理文学部主任唐达成）。于是以此为开端，全国作协各部门和各地文艺界的反右迅猛地扩大了。 
  作协各部门反右扫描 
  《文艺报》萧乾案：萧乾解放前是《大公报》著名记者、文艺编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长驻英国伦敦。解放后任英文《人民中国》副总编辑、记者，曾写有赞颂中国土地改革的《土地回老家》一书，后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1956年下半年贯彻双百方针后，他成为受到各方面关注的活跃人物，被《人民日报》聘请为文艺部顾问。他写得一手好文章，1956年下半年写的随笔《大象和大纲》被《文艺报》发在头条，受到普遍赞扬。人们好像重又发现了萧乾，认为他是办报办刊难得的人才。1956年末、1957年初春，《文艺报》酝酿改为周刊，作协立即将萧乾调来任《文艺报》的第二副总编。萧乾其人，与一般想像的不一样；他虽喝过很长时期的“洋墨水”，但为人平易近人，没有一点作家架子，没有洋气，蒙古人的长相，朴素的穿着，倒显得有点“土”气。他见人总是点头微笑，彬彬有礼，不显山不露水，这也许是他的绅士风度。自然他内心是丰富活跃的，有时在熟人面前简直像个“大孩子”。记得50年代初期某天，我的一位诗人同事、萧乾的老熟人接到一个电话，是萧乾打来的，那时他已与妻子梅韬离婚。萧乾在电话里诉说他的苦恼，请朋友赶快为他物色个女友。在一旁听着的我，觉得很滑稽。这是我对萧乾最初的感性印象。自1957年4月《文艺报》改为周刊出版，萧乾与《文艺报》之间的蜜月并不长，充其量也不过三个月吧。作协反右一开始，他首当其冲地被“端”出来了。他是中国民主同盟作协支部的副主任，自然跟章、罗那些“右派大野心家”有“关系”。他组织发表在《文艺报》上那些非党的文人、翻译家对文艺、出版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文章被认为是“放毒”、“点火”、“偷运毒草”。他自己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写得很平和、涉及对人事工作的意见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也被确定为大毒草。他大概被认定了是一条浮出水面上来的大鲨鱼、大毒鱼，谁也救助不了他。尽管他有两位早年在《大公报》时期的文友，此刻都在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其后的《文艺报》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揭这位副总编的“老底”。他的同事们、盟友们写的文章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洋奴政客”，甚至“曾经为法西斯辩护”。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2)   
  《文艺报》钟惦棐案：和萧乾不同，钟惦棐是1937年参加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他长期在电影界，熟悉电影业的情况，思想敏锐、活跃，擅长写艺术评论。他的某些电影评论文章，没有那些常用的空话、套话，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真正的艺术分析。《文艺报》在1956年下半年曾发表过他一篇谈法国电影《没有留下地址》的文章，我至今记得它的标题叫《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是当时大家谈论得较多的一篇好文章。不久，钟惦棐从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的岗位，调《文艺报》任艺术部主任。他写了一篇《电影的锣鼓》的文稿，刊于《文艺报》1956年第23期的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