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新观察》领导班子大换班后，维持了两三年，60年代初期作协决定该刊停刊，部分编辑人员并入《人民文学》或调至其他单位。 
  《文艺学习》黄秋耘、杨觉案：黄秋耘是全国知名的文艺评论家、杂文家，《文艺学习》杂志主编韦君宜的副手。他早年参加清华大学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共产党。他是学外语的，曾翻译过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思想上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潮影响，悲天悯人，同情弱者。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又是个严肃的工作者，抗日战争开始，他曾先后打进日本人的情报部门和国民党军队，做着危险的地下工作，可以说直接参加了打击日寇和推翻旧政权的实践斗争，这点上还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人。在《文艺学习》副主编岗位上，他是个勤恳认真的人。1957年春天，更是不遗余力地贯彻双百方针，推动学术争鸣。如组织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主席注意，刊物销数也大增。秋耘平时爱写点短论、杂文，这却引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如1956年9月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短文《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1957年的整风、鸣放高潮中写的《刺在哪里？》批评了文艺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措词比较尖刻。1957年5月18日夜晚，当他在党组书记邵荃麟那儿偶然得知风向要“转”的消息，想抽回《刺在哪里？》那篇文稿已经来不及，刊物付印了，他后悔莫及。紧接着中央宣传部下发了10个准备批判的人的言论集，黄秋耘榜上有名，和吴祖光、姚雪垠、刘绍棠等人并列，他知道自己怕是在劫难逃了。1957年8月4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8期，头题发表刘白羽同志《论文学上的右派寒流》的长文，文中着重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发表《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黄秋耘，一个是主张干预生活的刘宾雁（刘宾雁其时已在《中国青年报》被划右）。刘白羽写道：“这一批人的社会观，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苦痛的一片黑暗；他们的艺术观，就是只有描写黑暗的作品才能是真实的”，“这些人不曾用他们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创造这个新社会……他们带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虚无思想，他们对一切不合乎他们心愿的东西，都看成一片黑暗，并且怨天尤人”。刘白羽最后写道：“真正冷的是你们的心，真正黑暗的是你们的灵魂，你们是为旧时代唱葬歌的人，你们当然不会礼赞新时代的光辉，你们是在黑暗中活惯了的，你们经不住光明的照耀，你们怕这种劳动人民的胜利的红色光辉，你们便闭起两眼硬说这是一片黑暗，你们灰色的情调已经蚀烂了你们整个的心。”叫人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人，自己变成了“黑暗”，变成了“闭起两眼”硬说光明是黑暗的人，这是写作这篇短文的黄秋耘始料不及的。他只好等待被作为“右派”处置。最后是他在香港时期的老上司、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保了他，谓之思想批评从严，不戴帽子，下放劳动锻炼。杨觉是《文艺学习》的一个编辑，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他的划右颇为蹊跷。他回了老岳母家一次，岳母所在生产队原是个富队，跟一个穷队合并了，他们感觉吃了亏，要求重新分队。这本来是合理的，因为是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调嘛。生产队干部写了两封向上反映情况、提出请求的信，一封给河北省委，一封给《人民日报》。他们请回乡的亲戚杨觉替他们送出这两封信。杨觉做了这件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事，却招来意想不到的罪名，“反对农业合作化”。于是杨觉被划右，开除党籍。夫妇俩一再申诉，要求甄别改正。后来下来中央文件，所有右派案件不准再甄别复议。杨觉白戴了22年右派帽子，直至1979年才平反改正。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4)   
  《文艺学习》除了黄秋耘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主编韦君宜的情况也岌岌可危，她被作为犯“右倾”错误的人，内部批判，下放劳动。1957年下半年，作协领导决定《文艺学习》停刊（《文艺学习》当时的发行份数也有几十万份）。部分编辑人员合并到《人民文学》去。 
  徐懋庸案：徐懋庸本来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人员，不归作协管理。但在1957年11月间，却由该部和中国作协联合开了6次批判右派分子徐懋庸的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二百多人。徐懋庸因30年代鲁迅先生答他的那封信而名闻天下。1949年5月，我的家乡武汉解放后，徐懋庸是接管武汉大学的军代表，在学校的任职是副校长兼秘书长，实权在握，掌管一所名牌大学。一度还兼任中南教育部副部长。在武汉工作时，我曾听过徐懋庸一次时事报告，觉得他对国际问题分析透彻、深入，讲话逻辑性强，对他油然升起敬意，感觉他不再是30年代那个徐懋庸了。1953年我调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在评论组工作。大约1954年下半年，开始批判胡风时，评论组曾收到徐懋庸一篇来稿，稿中涉及了30年代文艺界纷争的一些往事，编委何其芳建议送周扬同志一阅。不久周扬退回原稿，上有一句批语：“此人毫无进步”。这事给我印象很深，觉得30年代老人们的关系真是复杂难测。评论组退还徐稿后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向其约稿。徐懋庸在武汉大学“走红”的日子没有多久，1953年即被撤职。1954年调第五中级党校工作，不久再次受到整治。主持整治他的那位领导同志我也有幸拜访过，1959年在安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受批判，这是后话。徐懋庸调北京中科院“学部”后，时间不长，没做几天研究工作，即遇见了1957年春天的首次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个大气候及随之而来的整风、鸣放。徐懋庸重又活跃起来。短短两三个月时间，他在全国有影响的近20家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文艺报》、《人民文学》等，用本名或笔名发表数十万字的长、短文章，主要是杂文，也还有散文，这是徐懋庸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后的创作高潮期。他的这些杂文新作或许可以叫做“徐懋庸旋风”，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自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最著名的篇章有发表在《人民日报》八版的《小品文的新危机》、《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不要怕民主》等，以及发在《人民文学》的《“蝉噪居”漫笔》，还有纪念母亲和亡女的《冷却了的悲痛》，则是一篇散文佳作。徐懋庸的这些新作杂文，论据充足、文笔犀利、解剖深刻，确实是一个作家成熟时期的作品。他的有些杂文，锋芒所向，是指向了某些领导者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作风的弊端，而这些正是党发动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无可否认，徐懋庸在某些杂文中也掺杂了某些个人的牢骚、情绪。1957年11月的批判大会，目的是“剥去徐懋庸革命哲学家和革命文学家的画皮”，指责他是“混进党内近20年，积累了丰富的反党经验”，“手段比有些右派分子更狡猾、更毒辣”的右派分子。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一些人———甚至是老的左翼，会跑到右边去呢？这是因为革命队伍混进了一些个人主义严重的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到了一定的历史关头，就经不起考验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徐懋庸就是这样的人”。张光年在其批判长文《文艺界右派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载《文艺报》1957年第37号）则着重批判徐懋庸未发表的一篇哲学论文《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被收入供批判用的《徐懋庸言论》中下述一段话：“近40年和近10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重点为光年所加，下同）人类的历史，经历了许多次急剧的巨大的转变，而且正在迎接着新的转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包罗万象而充满矛盾的实践任务。这种形势与任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能够创造性地，正确有效地解决新问题……”普通读者难以判断这段话的意思与光年自己执笔写的《文艺报》1957年第7期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中的意思，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在徐懋庸则是大谬了，说他是配合“国际范围内掀起的一阵反共高潮”“利令智昏”，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向党和社会主义展开了“大进攻”。 
  普通编辑划右者 
  作协各刊物普通编辑之划右者，也占一个相当的数目，如《文艺报》的侯民泽（敏泽）、罗斗（仙洲），《人民文学》的诗歌组长、诗人吕剑，小说组长、九叶派诗人之一的唐祈，评论编辑杜黎均、高光起（已调学部文学所），《文艺学习》的评论组长李兴华（李凤），《新观察》的龚之方、李今，《诗刊》的吴视。他们好些是业务骨干。有的人是因为肃反中受审查，整风鸣放发言兼带宣泄胸中的郁闷之气，被认为“攻击党”、“攻击肃反”而划右。有的人则因其采访写作或组织的稿件，被认为起到了为右派煽风点火的作用。 
  右派之外的“中右” 
  这些被视为在整风、鸣放中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有党员，也有非党员，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如前面说的韦君宜，也有中层领导和普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