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不然”，胡适 正色回答道，“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 
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 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一席话说得梁实秋肃然 
起敬，不由再一次想起了胡适那幅著名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认 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梁实秋佩服胡适，佩服的是他把做学问和做人很好 
地谐调到了一起。
照梁实秋看来，胡适是可敬的，同时又是可爱的。他一点也不是那种呆 滞迂腐的冬烘先生，不仅温和、严正，而且活泼、纯洁、富有朝气，甚至保 
持了一幅炽热天真的赤子心肠。他不虚假、不矫饰、不做作，对人热诚、直 率。梁实秋记录了他的一则趣事：“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 
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
而壶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 TemperanceLeague（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 
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 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另有一次，新月社的几个朋友在 
胡适家里聚餐，忽然徐志摩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怀里抱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 原来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德文“色情书”。正在大家争相传观时，胡适忽作惊 
人之语：“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 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 
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此语一出， 大家慢慢回味一番，不禁个个“为之粲然”。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 难，见得思义。”综评胡适其人，梁实秋以为中国的这套古语是最恰切不过 的。
四、新月社的首席批评家
在后期新月社内，梁实秋是以首席文艺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的。他简直成 了“理性”精神的化身，青年时代的一切浪漫与激情，似乎在他身上全都荡 
然无存。他放弃了曾一度酷爱过的诗歌创作，也不再写小说，凡具有抒情倾 向的东西，他现在一概弃之：蔑如，只是专注于以理性的解剖刀去剖析、分 
解、整合，以做一：个高明的文艺批评家为满足。
看一看他这一时期的“成果”，确实也很惊人。在新月书店，他连续出 版了《浪漫的与古典的》和《文学的纪律》两本文艺批评专著；在《新月》 
月刊发表的数十篇文艺专论，后来亦辑为《偏见集》出版；鼓吹人权、提倡 思想自由的许多文字，则由胡适编成《人权论集》出版。
不管梁实秋的这些著作在许多人看来存有多么严重的问题，与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相距多么遥远，但有一点总得承认：梁实秋是一位文艺批评大家。 
我们尽可对他论著中的某些思想观点提出批评意见，但如真能贯彻实事求是 思想作风的话，我们就须肯定，他的这些论著在反映出一个训练有素、有良 
好理论素养和人格涵养、有良好艺术鉴赏能力的人的艺术思维具有极大的合 理性、独创性和系统性。至少，这些论著坚持了从文艺本身出发谈文艺、从 
创作规律出发谈创作的原则，坚持了一种在我们看来在当时并不多见因而弥 足珍贵的良好文风。
之所以说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具有系统性，在于他攫住了一个 明确的思想支点。正是由于确立了这个“支点”，他的其它许多理论主
张才赖以成立。这个“支点”不是别的，正是引起了文艺界复杂纠纷并且直 到现在还在热烈争论的“人性论”。
人性，堪称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命题之一，中外古今的许多优秀哲 学家都曾对这个命题进行过深入而严肃的思考。把人性的概念引入文学范 
畴，深入地观察、分析其在文学创作这种独特精神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观 察分析其同其它观念的相互关系，应该说，不仅是可以允许的，而且也是十 
分必要的。在我们看来，只要是真正的思想探求，对于丰富和深化人类的思 维活动，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地发展和进步即是有益的。
今天看来，梁实秋建立于“人性论”基础上的文艺思想体系，同许多严 肃的文艺家们一样，有其独特的成就，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与不足。这些 
都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在这里只想着重强调一点：作为精神上的探险活动， 梁实秋三十年代以“人性论”为核心所进行的文艺批评，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不加任何虚饰和歪曲的引证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一些具体主张，对于擦
亮人们的眼睛，以对问题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可能是有益的。 关于文艺的起源，迄今为止的学说可谓多种多样。梁实秋是主张“模仿
说”的。也就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梁实秋把“人性论”引进了文艺领域：“诗 是人类活动的模仿。诗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宇宙即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 
性的表现不在其静止的状态里，而在其活动的状态里。人有动作，所以人才 有品格。诗要模仿人性，所以不能不模仿人类的动作。所谓动作者，可以是 
物质的实体的动作，然亦可以是精神的心灵的动作。”
人有“品格”，用理论语言来表述，即人有“人性”，于是，梁实秋找 到了文艺所据以产主的起点：“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 
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不同的地
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 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 
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 他们都有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共同的“人性”？阶级隶属不同的人之间，是否也有 相通之处？我们过去回答说没有，而梁实秋的回答是；“有。”他认为人性 
之所以为人性，就在于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因之，人性也就成为文学中 的恒久描写对象：“人生是变动：的，但人生亦有其不变动者在，这一点不 
变动的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谓之‘普遍性’，‘永久性’，亦即‘真’，亦即
“理想”。诗人所模仿的也就是这普遍的永久的真的理想的人生与自然。” 自从获得这个发现之后，梁实秋一直充满了自信。翻开他本时期的论著，
使用频率最高的便是“人性”二字了。他喋喋不休地到处说教：
“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不变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 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
“文学家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内心的命令：文学家没有任 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使命。
“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 这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以来，周作人第一个喊出了“人的文学”口号， 犹如石破天惊的一声，震动了当时整个思想文化界。十年以后，梁实秋又一 
次把“人性”鲜明地写到了文学的旗帜上，提出把人性作为一切文学创作的 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由于时势各异，周作人“人的文学”和梁实秋的“人性 
论”中所包含的内涵可能不尽一致，但他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是共同的，即 全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天地间那个最神圣、也最神秘的字眼：人！
比起周作人，梁实秋的思想在人与人性的命题上停驻得更为长久（事实 上，此后梁实秋终生都坚持了人性论的文学观点），因而，就有可能对这个 
问题作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论探索，新月时期，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主张值得 我们注意。
一、他十分强调文学的“严重性”。所谓“严重性”，用不够确切的另 一个词来代替的活，就是“严肃性”，也即是说文学作品必须寓有丰富深刻 
的“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实秋的解释是“有思想做中心的作品，才 是有骨头的有筋络的作品，才能动人。”
但是梁实秋所谓的“思想”，决非说教，而是对复杂奥妙人生的深入挖 掘与剖析：“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 
定之人性。”他特别神往于文学家在进入创作过程时的那种神圣感、使命感 和悲壮感，认为“文学家之从事于创作是由于内心的要求，并且自己知道是 
别人写不出的，只有自己才能写，才能写得好，有这样的要求与把握，然后 才配称为创作。我们读伟大的文学，也该存着同等程度的虔诚，因为我们将 
要在文学里认识人生，领悟人生。”创作者要以深刻地反映人生为务，阅读 者从作品中也应尽力去体悟人生，要“整个的心要钻进作品里面去，才能尝 
到这作品的美妙。”
因而，有两种创作倾向是梁实秋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一是“游戏说”， 二是“工具说”。对前者，他以为那实际等于“把文学的标准定在群众的胃 
口”，是“对文学缺乏严重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