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的确是这样。中学阶段，可以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修养等方面，张宗植已经奠定了他往后行事、作人，坚实的基础。 
  一个“比正式生还出色”（韦君宜语）的清华大学旁听生中学毕业，张宗植报考清华大学，只因体格检查“不合格”，他未被正式录取。1932年深秋，他被允许住进表哥何凤元的学生宿舍，成了一名“清华”旁听生。（那时“北大”“清华”都容许旁听生，有的人是住在校外自租的公寓里。）他这个旁听生可不简单，一边听各科名教授讲课，攻读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等学科；为了了解那个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东邻日本，而用心学习日语。一边还加入左翼团体“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称“社联”），写文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平静的清华校园已不宁静。北平市民和学生，抗日情绪高涨，张宗植成为校园活跃分子。他结识了张凤阁、牛佩琮、李裕源（一清）、吕明曦（元明）等进步同学，很快又有蒋南翔、高承志、徐高阮、姚克广（依林）、荣千祥（高棠）、杨德基（杨述）等一批新入学的青年，还有一些女同学，如魏蓁一（韦君宜）等加入他们的活动。张宗植本人参加了地下共青团，又被推荐编《清华周刊》。他在《清华周刊》用张瓴、宗植（韦君宜则说他用晏未庄的笔名，笔者未在国内出版的已收张宗植30年代著作中查出。）等署名发表不少作品，既有讨论唯物论认识论的长文，还有小说、散文、杂文等作。此外还在北平、天津、上海等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月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登新作。有的小说如《浅滩上》，当年在清华园人争阅读，被称为杰作；《骚动》则被选入鲁迅、茅盾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本《草鞋脚》中。这使他在校园内外名声大噪，也引起北平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1935年春天政治形势紧张，1月，一个寒冷的黎明，国民党军警来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张宗植和一批同学被捕。4月底，张和徐高阮两人随即被作为要犯，押解南京。张宗植告别了他留念的古城北平，直到45年之后的1980年，才又见面。但是学生们的抗日救亡热情是压制不住的。1935年冬天，在姚依林、蒋南翔等这些共产党员进步学生领导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议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这时张宗植已被一位亲戚将他从南京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在武汉闲住。因为反动派封锁消息，关于“一二·九”，武汉的报纸全无报道。直到1936年初张宗植到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时，才知道“一二·九”的大致情况。而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他是经朋友寄到日本才见到。当读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热泪盈眶。他赴日本留学，其中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就近研究这个侵略中国的近邻的社会、政治等情况 。他和蒋南翔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不平凡的人生(2)   
  1937年夏天，张宗植正在日本留学，突然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各报汹涌喧嚣，制造战争空气，连天的大标题都是“膺惩暴支”，“宣扬皇威”。原是日本军部早就安排好的占领华北的计划，偏要说是“偶然事件”，罪在中国；本已驻屯在华北的日军，却假称是临时派遣去惩暴防恶的。张宗植气愤极了，中国学生在日本再也呆不住了。他毅然带领来日本短暂度假的妹妹，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中国。 
  那个时代那些人，不管放在哪儿，都是社会中坚张宗植赶回上海，匆匆去宜兴老家探望了外祖父一家，便步行3天，去芜湖乘船，赶往那时的抗日中心武汉。他与在武汉相遇的表兄何凤元一起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登记，以便参加战时文化工作。在这儿，他们碰见了老师、清华大学张申府教授。张教授已获准在三厅成立一个“战时文化社”，要出一本月刊，需要编辑人员，于是留下他们编刊物。然而3个多月，仅出了两期，武汉已在日军威胁之下，空袭频繁，各单位、团体，纷纷向四川撤退。张教授已先行去重庆，表兄何凤元应聘去西安教书，留下张宗植和一位管总务的高君，两人负责运送“战时文化社”的行李、辎重（其实主要是几箱书籍、纸张）。到达宜昌才了解，经营从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运的民生轮船公司，其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任务，非常繁忙、紧张，有一位业务处经理童少山在这儿坐镇指挥。张宗植他们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见到童经理，他们自然希望自己早日登程。然而当亲睹了童少山肩负重担，昼夜辛劳，而人手短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张宗植不是去那儿坐等安排运输；而是帮童少山干起活儿来，帮他在码头黑板上写装运表，加快他运转的速度，天天如此。活儿看起来平凡，也不求报酬。可是在他和原来不相识的童少山之间，感情拉近了，彼此生出了好感。这就是张宗植和中国经营有方，最大最好的民营轮船公司结缘之始。他和高君及他们的五六箱行李在第五天登程。而他没想到的是，他良好的教养、素质及敬业精神，已被童经理看中。抵达重庆不久，《战时文化》出完第3期停办后，1939年，他被邀去民生轮船公司服务，从此开启了他生活新的一页。甚至他战后在日本定居、生活，跟他在民生轮船公司参与经营管理现代企业的阅历，当然也大有关系。 
  从民生公司职员到战后海外贸易商人，中、日贸易先行者张宗植到民生公司，先是在公司的业务处编辑股，翻译英文资料，包括编译英国路透社每天早晨发来的新闻电讯，供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参阅；同时帮助公司起草业务报告。那时有一家美国杂志来信约稿，请民生公司写篇文章介绍他们战时的业绩。业务处经理童少山要张宗植发挥他的笔杆特长，起草一篇精短、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文稿。没想到读了张宗植起草这篇文章的总经理卢作孚甚为欣赏。卢总经理郑重其事地要童少山将这年轻人领到每天下午开的公司高层人员例行碰头会上来。张宗植向他尊敬的以前从未正式见过面的卢总经理行礼后，卢指着各部门经理、副经理亲切对他说：“宗植，你认识他们吗？”人员介绍毕，卢总经理和蔼的目光转向张宗植：“你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已经让他们传看了。”又连夸两声“写得好，写得好！”像老师夸赞学生，将宗植闹了个大红脸。自此张宗植这个默默地做事，有潜能的年轻人，受到卢作孚赏识，从总经理室秘书一直干到公司襄理。这期间，张宗植结识了卢先生特请的公司新任协理、代理总经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鼎鼎大名的原上海海事大律师魏文翰先生；也被他看重，两人成为很好的合作共事的朋友。由此张宗植参加了民生轮船公司多方面的工作，也常深入第一线。为了尝试扩大川江航线，他两次加入公司在险段甚多的乌江和金沙江的试航。那时日机频繁空袭，加上川江水险，民生公司百多艘航船处在无法保险的状态下。公司领导人卢、魏两先生，对此颇为不安。想设立一个保险公司，并同海外大保险公司签订长期分保协约，就地承办保险业务。然而民生公司难以单独设立。想寻求合作者，又不愿与孔祥熙、宋子文财阀系统的公司掺和。恰好1942年冬天，重庆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也在寻找这方面的合作者。双方洽谈了数次。而进一步了解广大华行背景及内部情况这件事，卢作孚先生，信赖地交给张宗植去办。张宗植多次去广大华行实地参观他们的经营、运作，明显感觉到他们那不同于国民党官风官派的，切实做事的新作风。他对广大华行准确的判断，帮助卢、魏两经理迅速做出决策，以两方为主牵头的民安保险公司成立。在频繁接触中，张宗植已和卢绪章（新中国成立后任外贸部副部长）及广大华行员工舒自清等人处得很熟，彼此之间似有一种无言的默契。这里我要说一句，以民间姿态在重庆出现的广大华行，是在周恩来远见卓识下，极隐秘地设立的中共在国统区最早一家贸易公司。当年周对卢绪章讲了两句话：“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很像。广大华行一定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来往，就是在妻子面前也不能暴露身份……”遵循周的嘱咐，“广大”稳稳地在大后方站住脚跟，开创了局面，后来业务扩展到海外、北美，为新中国培养、积蓄了经贸人才，这是后话。民安保险公司由卢作孚当董事长，魏文翰任常务董事，总经理则是广大华行的杨经才，卢绪章任协理（杨去世后，卢改任总经理）。而“民生”与“民安”公司之间的事务，则由张宗植联络、掌管。可能就是这时候，张宗植的人品、作风和业务素养，包括熟练的外语，就被卢绪章、杨经才他们看中了。   
  不平凡的人生(3)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张宗植仍在民生公司工作。经卢作孚、魏文翰两先生安排，他有机会赴刚刚结束二战的欧美实地考察，并在那儿深造，工作。日军投降盟军后，联合国为处理战后问题召开有关国际海事会议，魏文翰作为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他推荐张宗植为代表团秘书兼顾问，与他一同前往参加会议。他们自重庆乘飞机赴法国巴黎，然后乘美军安排的专机先去德国（他们是战后最先进入德国的两个中国人），再从德国转机去开会地点，丹麦首都哥本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