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因为他和他的继承者都不顾这一切而在自己认为有必要时从全体臣民的土地上任意征收税款。或者，如果这些公共土地和徭役当初被规定作为维持国家的充分经费的话，便和立国之约的范围相违背，因为根据往后追加的赋税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不够的，而且从后来王室收入微少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资财是可以出让和减少的。因此，划拨一份资财给国家并没有用，因为国家可以把它出售或赠送给他人；而当它的代表者像这样做时，资财便实际上售与或赠给他人了。
    正象国内土地的分配一样，臣民进行对外贸易的地点与商品种类的划定问题也由主权者掌管。因为如果在这方面由平民自己决断的话，其中有些人就会为了牟利而为敌人提供危害国家的手段并把有害的或至少无益于国人但能满足欲望的物品输入进来为害国人。因此，批准或否定对外贸易的地点和项目的问题只能由国家掌管，也就是由主权者掌管。
    此外，要维持一个国家，单单是每一个人对一分土地或少数商品享有私有财产权、或是对某些有用的技艺享有天赋所有权是不够的，何况世界上的技艺也没有一种不是几乎对每一个人的生存或福利说来都有必要的；因此，人们便必需能通过交换和共同订立的契约将自己所能拿出来的东西分给别人，并互相让渡其所有权。因此，臣民之间的买卖、交换、借贷、租赁、雇佣等等一切契约应按什么方式订立，以及根据什么文字和形式可以认为有效等事项，便应当由国家加以规定，也就是应当由主权者加以规定。关于营养物质及其对国家成员的分配问题，从本书全部体例来考虑，以上所说的已经够了。
    根据我的理解，一切物品的调理就是将目前不消费而留待将来营养之用的一切商品变成价值相等而又便于携带、以致不妨碍人们往来各地的东西，其目的是使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具有当地所能提供的营养。这种东西不是别的，就是黄金、白银和货币。原因是这样：黄金和白银实际上几乎在世界各国都极为人们所贵重，所以便是各国之间其他一切物品的一种方便的价值尺度；而主权者无论用什么原料铸成的货币，在本国臣民之间又是一切其他物品的充分价值尺度。通过这些尺度，一切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商品便都可以伴随人们离开通常的住所，到他所到的一切地方去。它在国内人民之间周流传用，并在传渡过程中营养各部分。其情况很像国家的血液流通：因为天然的血液也同样是由土地的产物构成的，而且在流通过程中一路营养人体的各部分。
    黄金和白银的价值是由于其本身的质料而来的，所以它们首先就具有一种特性，即作为各地区商品的共同尺度而言，其价值不可能由一个或少数国家的权力加以改变。至于贱金属货币则容易有涨落。其次，金银还有一种特性，能使国家在有必要时运动臂膀并伸到外国去；它们不但能使在外旅行的臣民百姓获得供应，而且也能使整个的军队获得给养。但铸币并不是因其质料而是因当地的印字获得价值的；由于不能经受环境的变化，便只能在国内有效；而且在国内也会因法律的变化而受影响以致减少其价值，在许多时候使持有者吃亏。
    将货币输送给公众使用的渠道和道路有两种，一种是送交国库，另一种是从国库中重新发放出来作公共支付之用。前者包括征收人员、保管人员与出纳人员，后者也有保管人，再加上被指派发款给各个公私大臣的官员。在这里拟制的人和自然人也相类似，自然人的脉管从身体的各部分接受血液送到心脏，在这里充实生机以后再由心脏经动脉管送出，使各部分充满活力并能运动。
    国家的后嗣或子女就是我们所谓的移民区或殖民地；这是由一个指挥者或总督领导、到一个原先无人居住或因遭兵燹而人烟稀少的外国去居住的一群人。拓殖已定的殖民地有两种：一种自成一个共和国，解除了对于派出他们的主权者的服从关系，像古代许多国家的情形便是这样。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所自出的国家便称为母国，母国对殖民地的要求正像父亲解除子女的家庭管辖关系后对子女的要求一样只是一种尊重和友好的关系。还有一种情形是仍旧和母国联合，就像罗马人民的殖民地一样。这时他们便不能自成国家，而只是行省，只是派出他们的国家的组成部分。因此，殖民地的权力除了尊重母国并和母国结盟以外，还要完全取决于主权者批准他们拓殖的特许状。   
    第二十五章 论建议（咨议）  
      根据日常变化无常的用字法来判断事物的性质是极为荒唐的。这一点从命令与建议的混淆中看得最为清楚，这种混淆的产生则是由于提供建议和发出命令以及在其他许多情形下，说话的方式都是命令式的。因为“做这事”一词不仅是命令者的语词，而且也是提供建议者和劝说者的语词。很少有人会看不出来这些说法性质完全不同。而且在察觉说话的人是谁、说话的对象是谁和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以后，也很少有人不能加以区别。但他们在书面上看到这些语句后，由于不能或不愿深入考虑客观情况，于是便按照怎样最适合于他们想作出的结论或想赞成的行为，有时把提供建议者的话误认为命令者的话，有时则恰好相反。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并使命令、建议和劝说的词句获得其明确的固有函义，我提出定义如下：
    当一个人说“得如何如何”或“不得如何如何”时，如果除了说话者的意志外别无其他理由，便是命令。根据这一点就显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命令者发出命令时代表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发出命令的理由只是他自己的意志，而每一个人的意志的目标则是自己的某种利益。
    当一个人说“得如何如何”或“不得如何如何”时，如果其理由是从说话的对象因此而得到的利益上推论出来的便是建议。根据这一点就显然可以看出，提出建议的人不论其内心意图如何，他代表的只是听取建议者的利益。
    因此，建议与命令之间便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存在：——
    命令是为了本人的利益，建议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从这一点上又产生了另一区别：——人们有义务要执行命令，正像他订立信约要服从的情形一样；但他却没有义务要做别人建议他的事情，因为不采取建议所受到的伤害只及于他自己；要是他订立信约要服从时，那么建议就变成命令的性质了。两者之间的第三个区别是：——没有人能声言有权当别人的建议者，因为他不能声言自己在里面有什么利益；他只能以自己有意知道别人的计划为理由，要求别人给予提供建议的权利或为自己求得其他的利益；这中间自己的利益，正像我在前面所说的，是每一个人的意志的固有目标。
    建议的性质中还有一点是：征求建议的人不论所问得的是什么，根据公道说来不能加以控告或惩罚，因为征求旁人的建议就是让他提出自己认为最好的意见。因此，向主权者（不论是君主还是一个会议）提供咨议的人，如果是由主权者咨询而提出的，那么根据公道说来就不能因此而受惩；因为他的意见无论是否符合于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符合于辩论中提出的提案的。因为会议的公众意见如果在辩论终结前可以看出来，那么他们就不应当征询、也不应当接受任何进一步的建议，理由是会议的公众意见就是辩论所得的决议和一切审议的目的。一般说来，征询建议的人就是授权人，所以便不能加以惩罚，而主权者所不能做的，其他人也就没有人能做了。但如果一个臣民对另一个臣民提出建议，叫他做任何违法的事，那就不论这一建议是出自恶意还是仅仅出自不明法禁，国家都可以施加惩罚；因为在每一个人都应注意自己所服从的法律的地方，不明法禁不能作为充分的口实提出。
    劝说与劝阻是提供者强烈地表示希望得到遵从的建议；
    更简单地说，这就是强压给他人的建议。因为劝说者并不会向对方推论他所提议的事情后果如何，并在这里面运用真正说理的力量，他只是鼓动他所建议的对象采取行动。劝阻别人采取某种行动时，情形也是这样。因此他们在说话时更注意人们的公众情绪与舆论，并运用直喻、隐喻、例证和其他讲演术的武器，说服听众相信遵从了他们的意见之后有什么用处、能得到什么荣誉、或者是怎样合乎正义。
    由这一点就可以推论出：第一，劝说与劝阻为的是提供建议的人的利益而不是征询者的利益，这便违反了建议人的义务；根据建议的定义说来，建议者应当管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对方的利益。他的建议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从他喋喋不休而又使劲地敦促、或是装腔作势的姿态这些情形中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这种建议由于没有人要求他提出，而是出自他自己的需要；所以便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只附带地为了对方的利益，甚至根本没有为对方的利益打算。
    其次，劝说与劝阻的用处只在于对群众讲话的场合。因为对一个人讲话时，中途可能被拦住，他的理由可能受到比群众更为严格的考察；因为群众人数太多，不可能跟那个不加区别地同时对大家发表演说的人争辩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