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然而他是国民党著名左派，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参加了民盟、民革这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建。姑姑许宝驯工于书法、绘画，善昆曲，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夫人，叔父许宝暌乃民革中委，原《团结报》社长。你是父亲最喜爱的幺女儿，你这个幺女儿比父亲更激进。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学时，你居然悄悄出走，去浙东参加了四明山游击队，拿起枪杆子直接同反动派斗争。你曾告诉我有回国民党军队来“清乡”，是个不相识的农妇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掩护了你。讲起这些往事你仍然激动，说将来退下来要重返四明山去，看看那里的乡亲，写点有意思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你父亲的密友周恩来亲切关照下将你和你的夫君调来北京工作。我初见你是１９５６年春天，你穿着洗得发白的军服，脚上一双青布鞋，人显得清爽、脱俗，只是脸色略微苍白。那时我受命主持《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的工作，你则很快被选为党小组长。我对你很尊重，但我们关系并不亲密，我感觉你对我有一丝冷淡。其实你是在冷静观察我。我想我那遇事不沉稳，少年气盛的样儿肯定不讨你喜欢。我也想看看你有什么长处。你的长处恰恰是我欠缺的。你待人温和，与人为善，联系群众，对人处事本着求实的态度。但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这恰恰容易被人目为“右倾”。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就是个例子，在整风鸣放中非党群众对党员提意见对你的意见最少，看法也比较好，而在反右中这倒成了个问题，当时的逻辑就是这样怪怪的。你其实是个是非憎爱分明而不愿意盲目追随潮流的人。记得当社会上已有人批评《人民文学》是“修正主义”，秦兆阳是“修正主义者”时，我们两人曾坦诚地交换过看法，你说秦兆阳是好同志、好主编，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人民文学》也没搞修正主义。你讲得毫不犹豫，干脆、利落。正是从这种心的交流和了解，我对你油然生出敬意。反右后我们作了更多这样的交流，彼此的隔阂没有了，友谊从此产生。 
  １９６１年初，上级任命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你为副组长，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期的合作。实践证明在小说组的工作我俩真是难得的好搭档。你谦虚谨慎，考虑问题冷静细致周到，循规蹈矩，善于关心人、团结人；而我在工作上有一定创意，喜欢猛打猛冲，但处事不够周密。你在许多事情上恰恰起了为我把关的作用。我们互相补充，体贴、谅解、支持，配合默契，这就成了理想的搭档。我俩人团结得好，小说组八个人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何愁工作做不好？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期间，稿源缺，但只要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编辑的积极性和作家的积极性），实际上局面很快打开，稿件源源而来，佳作涌出。我现在仍清楚记得，《人民文学》当年获得好评的小说，像方之的《岁交春》，谢璞的《二月兰》，张天民的《路考》，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老作家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冯至的历史短篇《白发生黑丝》，汪曾祺的《羊舍一夕》和谷斯范的《新战士小蓝》……哪一篇没有你参加策划、复审的劳绩！小说版面因之很快走出了低谷，这是当年文学界有目共睹的。我还要说你在编辑工作岗位上长期为读者、作者默默无私奉献而又高标准、严要求，律己甚严的敬业精神和对每个同事大姐姐般的细心关爱，使我们这个小集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强大融合力、凝聚力，这更是难得的。有了相互关爱、融洽相处的友情；有了心与心的交流、体谅，于是共同意愿、志向凝成的力量，那就可以“攻无不克、无坚不摧”了。当年小说组成员大部分还健在，他们或许能够为我们作证。 
  我回首往事，觉得60年代，这是一段美好的值得珍惜的时光。我们的友谊还在继续加深，因为它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狂风恶浪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反修防修”，毛主席发动群众对他曾经很亲近的战友们展开攻击，这是我们最难接受的一条。那天机关里组织大家去八大学院看大字报，我们对地院东方红揪何长工极为反感。你说你见过何长工，是位可敬的革命老人，谁人不知他是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会师的牵线人，他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呢？我说几十年革命出生入死一起走过来的人，总该有个基本了解、基本评价吧，怎么一夜间就成了敌人呢？这样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革命传统会丢掉，人与人的关系乱了套。我们找了一处僻静小饭铺用餐，其后又谈了许久，达成了深深的默契。不管单位、社会怎样闹腾，反正把同志当敌人，咱们不干。随后的事情我不想多说。１９６６年８月我开始受冲击，公布了我的“三反罪行”。年底我被揪进“牛棚”。１９６７年１月最寒冷的日子，“牛鬼”们被从顶银胡同迁回文联大楼，改变了对机关运动闭塞、隔离状态。那天早晨，我正在大楼四楼走廊灌开水，抬头忽见墙上有几条醒目标语：“许以是钢杆保皇派”“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能感知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有好久没见你了，真想看见你。幸运的是又一个早晨，还是在四楼走廊上，远远地我看见你走过来了，这时走廊上就我们两个人，到了我跟前，你忽然冲我璨然一笑，低下头快速地走过去了。心的交流，常常不需要任何语言，你瞬间的笑颜，在危难时刻袒露了你金子般的心，它像“开不败的花朵”开在我心上。   
  断忆(2)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关在牛棚的三年，最难受的是与知心好友长期隔绝，等于是“生离”。当１９６９年６月３日，工、军宣队宣布解放了我，我终于回到十几年耳鬓厮磨在一起，我最好的朋友们中间，不用说彼此洋溢的欢乐情绪，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其感觉跟“乐莫乐兮新相知”差不多。我记得在长途步行拉练中我一直和你一起，晚上又在月光辉耀的松林山坡并肩坐下谈至深夜。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回味我们之间像天真孩童般亲密的情谊。 
  最难忘是干校三年。我们泥里水里滚在一起，谁都看见，你这个瘦弱小个子带领的班是最具拼命精神、协作精神的班。我们开会、休息、娱乐在一起，心中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两人常互相倾诉。你我的差异是你坚持原则，发现我的毛病，私下里或会上你都直率批评，我心悦诚服，所以你又是我的畏友。并不为许多人所知的是，干校后期，你被任命为连队秘书，为落实政策，特别是为被错整的“五·一六分子”平反、改正，你协助指导员严文井，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以你温和、求实、细心的作风，正是这方面合适的人选。 
  １９７３年春初，你提前上调，到北京的文化组去工作。你的离去是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也只有徒唤奈何。不久我被调“体委”体育报，也回了北京。虽说不在一个单位，我们仍有间断的来往，但回想以前合作共事的愉快日子，心里总有点怅然。１９７３年冬天我去广东出差，住在广州二沙头小岛。一天夜晚梦见在北京郊外西新城农村我们在一起的情景，醒时月光泻地，我随口吟了几句诗：“西新城头月，澈照二沙头。醒时音容在，何日重聚首？”我真的盼望我们能重操文学编辑旧业，而且是在一起。１９７６年《人民文学》复刊，没多久我们果真又在一起了。这时你是小说组长，我是你的副手，我们仍然非常愉快地合作。但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心情是抑郁的，工作起来总觉不那么踏实。等“四人帮”一倒台，我们立刻振奋起来了。这时小说散文组头头仍是我两人，虽不是以前的原班人马，增加了新人，但小说散文组仍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大家在一起集思广益，出谋献策，力求小说散文创作在新时期能真实地反映人民心声，且在艺术上有新突破。记得1978年6 月，久未给杂志写稿的女作家冯锺璞给我们写了篇以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很有艺术感染力。这可能是最早写这类题材的小说，那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也许正是考虑这一点，7月份新调来的主编将稿子否了。然而你和我取得了默契，我们将这篇小说悄悄留了下来。待一听见天安门事件即将平反，你立即兴奋起来，我们商量了马上向主编建议，邀请几位年轻作家开一个围绕天安门事件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主编欣然同意。由于动作快，我们收获了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 》，连同经过冯作家稍加修订的存稿《弦上的梦》，我们在当年第12期及时推出了这两篇力作，后来都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是同一年，北京市有位当时还是无名的作者寄给我们一篇小说，你从堆积如山还来不及分到初审编辑手里的稿件中抽取出来立刻就看，看了就对我说：这是篇可用稿，你再看看；我愿当它的责任编辑。这篇小说的题目叫《玉雕记》，作者是肖复兴，至今很活跃而多产作家 。我估计肖复兴至今不会知晓他第一篇发在《人民文学》的小说，责任编辑是谁。这里仅举一两个例子，我希望今天的读者了解，曾经有如此敬业的文学编辑如你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短篇小说，正是你的带领，小说组全体人员通力合作，调动了社会上新老作家积极性结出的硕果。我还想说一点，你并非没有创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