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作品虽未能发表，但我对谢狱其人和他那篇小说的印象一直不忘。因之1957年听说他被划右，我觉得非常可惜。 
  1990年，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时，有一次浙江之行，愉快地重见了郑秉谦、谢狱，并由郑秉谦引见我以前没见过的高光同志，那时他们的冤案早已平反。高光复出后曾任省文联党组书记和“作协”第一副主席。谢、郑两位退下来后，都恢复了他们喜爱的专业写作。很自然地谢和郑都成为我主编的那本杂志的作者。谢兄阅历丰富，学问底子深，常用伏琛笔名写回忆或评议往事的很精彩的杂文、随笔。郑兄写作路子宽广，除写小说，还擅长写游记，杂志曾登过他写的泰国游记和川、滇纪游，颇受读者欢迎。我很感谢他们对杂志的鼎力支持。高光兄擅长写报告文学和杂文。我拜读过他复出后出版的两册新作《大梦谁先觉》和《边鼓集》，发扬了他过去秉笔直言的特长。可惜前几年他不幸早逝。 
  1999年9月6日写完 
  （载广东《读书人报》）   
  忆胡万春(1)   
  偶阅最近小报上一则报导胡万春家事纠纷的消息，才知道其人已逝。一个我很熟悉的，建国后成长的作家，一个曾经活跃一时的，很蓬勃的生命，就这样溘然消失。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的心难以平静。我希望在我的文字里，他又能复活起来。 
  我第一次见胡万春，是1957年初夏时节。那时我工作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还在小羊宜宾胡同三号一处偏僻而幽静的四合院内。一天快近中午，胡万春突然闯了进来，径直来到北屋大厅我们小说散文组。他自报家门：“我是胡万春。”我还记得他当年模样，头发留得很短，个头偏瘦，足登一双白色球鞋，显得十分的年轻、精神。那时他是上海劳动报记者，刚刚去内蒙古参观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就急匆匆来编辑部看望他不曾相识的《人民文学》编辑们。他看见我，说：“你好年轻！”其实这是我正想对他说的一句话。那阵子，我们都年轻。作为《人民文学》编辑，虽然好些人没见过他，但对他，并不感觉陌生。因为他在1956年已经出席过中国“作协”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是闻名的上海工人作家，也是这一年，他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的短篇《骨肉》，也是一篇感人的作品。（该作被推荐到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后来很快得了世界短篇小说荣誉奖）由于彼此相识了，又不乏好感，自这以后，胡万春和《人民文学》的关系渐趋密切，他成了该刊经常组稿的对象。60年代，胡万春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两篇给人留下印象的小说，一篇是《一点红在高空中》，题目就富含诗意，是描写一个在高空作业的年轻女电焊工生活的，茅盾先生在《一九六0 年短篇小说漫评》中曾对其作了很好的评价，说：“这是抒情诗，也是风景画”。还有一篇《过年》，是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旧时代工人阶级悲惨生活及他们的斗争。胡万春当过童工，这篇同《骨肉》一样，使人觉得，他虽写了不少现实题材作品；但也能从旧社会生活，提炼题材，写出好作品。我们小说组的人跟他混得很熟，尤其小说组两个负责人许以和我，其后还有王朝银、周明等人。从60年代到80年代，我每次去上海，或他来北京，我们都互相往还。以后我虽说离开了《人民文学》，我们的往来，仍然没有中断。 
  5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到他家造访，才知他还大我几岁，且儿女已成群，算是个负担不轻的多子女家庭。我们便从他的家庭谈起。他说，他祖籍浙江宁波，宁波人善经商，好些上海人祖籍是宁波。但他父亲是工人。他向我讲说了他在旧社会的困苦生活。母亲替人帮佣，当奶妈，父亲干过码头工人，轮船上的伙夫、水手，锯木厂工人，却长期失业。他从小想读书却读不起，只念过两年小学，13岁就进工厂做童工。是解放后共产党改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改善了生活和工作条件，他才有可能边工作边学习写作；读书，提高文化，甚至成为一个作家。他忘不了最先支持他练习写作的上海《劳动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编辑、记者，他所在上钢厂的党委，还有上海作协的老作家们，像魏金枝同志等。初次接触，我感觉胡万春是个易于了解，对生活有热情，健谈，也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的谈话似乎有股魅力，令我有点着迷。我想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作家，绝非偶然。那天，他让家人备了很丰盛的酒菜款待我。虽是头一回到他家中作客，面对他这样一个平易爽朗的人，我也就没有什么拘束了。我们开怀畅饮。我也相当专心听他讲，他讲的是，他正在构思的王刚这个“特殊性格的人”。他那几年正处于创作旺盛期，思维敏捷，脑子里活跃着的人物、题材、构思也多。我乐意听他讲，他也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那天连吃饭带说话，大约六七个小时吧。我告退时，日已西斜。 
  第二次我们在一起开怀饮酌，大约是1964年冬天。那年他频繁地来京参加各种活动。上半年，他参加文化部在首都剧场举行的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那是一次盛会。胡万春可以说“独占鳌头”，竟有两部多幕话剧得奖，一部是根据他的中篇小说《家庭问题》与人合作改编的《一家人》，一部是名导演黄佐临根据胡万春另一中篇《内部问题》改编导演的《激流勇进》。中央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先生出席授奖大会并讲话，热情鼓励获奖作者。晚上，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于百忙中又来会见作者们。陪同接见的茅盾先生，当见到胡万春时，先生连说：“难得，难得，祝贺你两个作品得奖。”胡万春忙说：“你在信里边（按：指茅盾先生1962年给胡的信）讲的我作品的不足，我正在努力克服。”茅盾先生说：“你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我为你高兴。你以后大有希望啊。”的确，在60年代中期以《家庭问题》《内部问题》等中篇和改编的两个剧本为代表，胡万春的创作质量已大有提高，作品的社会影响也扩大了，他正走向创作的高潮。说实话，这是不容易的，他在创作实践中，已经过多年刻苦努力。话剧《激流勇进》在北京献演，他请我全家看了，我当时印象，无论创作或演出，都有一些特色，也还好看。那年似乎还开了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时间我记不大确切了，胡万春也是出席代表。冬夜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著名日本餐馆，我与他还有上海工人作家张英三人欢聚。是不是这次团代会之后呢？做东的是胡万春。那晚我们饮了白酒、啤酒、葡萄酒三种酒，并接近一醉方休。深夜，我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长途奔驰，总算回到了远在和平里的家。这证明胡万春兴奋的程度，我也兴会无前。席间话题，似乎还谈过九次团代会，当毛主席接见出席团代会代表，胡万春也走过去和毛主席握手，并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我记得后来这张照片，还挂在他家中。   
  忆胡万春(2)   
  1965年5月，在北京，我又一次和他相遇。我们一起自愿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同去的还有北京工人诗人李学鳌。胡万春去海防附近的工程兵部队，我和学鳌去部署在谅山—河内一线的铁道兵部队。这里可见出我们三人为国效劳，志趣相投（当年叫为“五个伟大”争光）。年底，我们返国，再次在北京相会。回上海后，胡万春很快写出了描写援越抗美的长篇小说《铁拳》。我记得读过这部小说的初稿，那已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了，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和其他刊物一样，很快被迫停刊。那时援越抗美尚属“机密”，就是刊物不停刊，万春这部作品在当年似也难以发出。后来不知道这作品哪儿去了，也没听万春再提它。 
  我再次见到胡万春，是九年后的1974年。那年，他好像住控江路。我当时在《体育报》编副刊，说是外出组稿，实际是想找没去过的地方观光一番。我去的是舟山群岛北端的嵊泗列岛。乘船返回上海后，我当然想看看好几年没见的胡万春。这天，万春别致地在家里温上绍兴黄酒，我们用牙签叼出煮熟的新鲜螺蛳肉，细嚼慢饮。他徐徐谈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也相当艰难曲折。起先他是上海“作协”的造反派（这点我早听说过），他和姚文元关系也好（两人在《萌芽》编辑部同过事）。但他同张春桥观点不大一致。不久就认为他“反张春桥”，免去他所有被安排的职务，长期下放钢厂劳动。后来有人建议他给张春桥写信检讨自己。我那次见他时，他处境已略好一些，允许他一面在生活中改造自己，一面写作。好像当时上海一家文艺刊物还煞有介事地发过一篇短评，题目叫《走出彼得堡》，据说是张春桥授意写的。据万春说，是以他为例，说明一个作家应多看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以便端正世界观，重新写作。他说他已写了短篇新作，将在一家报纸发表。万春还给我谈了些别的，如当年一位编上海党刊，也擅写小说的业余作家，《人民文学》也曾联系过的，现今是王洪文的秘书。毛主席接见王时，他有时也在场。万春跟“工总司”的人有接触。他听人家告诉他，这位秘书讲，毛主席对他们说，要多读点历史书，还给他们开了篇目要他们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