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二 
  苏策的创作和生活，似乎都不大平静。1951年，他在《解放军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一篇小说《小鬼与团长》，这其实是他在参加一次战役中经历的真人真事基础上写成的小说，也是新中国建立后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却遭批评。批评者问道：为什么小鬼写得比团长突出呢？1957年，他在西藏军区文化部长任上，于西藏日报发表三篇短文《试谈清规戒律》、《业余作者向何处去》、《关于风景描写》，这跟反党反社会主义何涉？却因上级单位一个负责人说西藏军区“没有抓出人”，在1958年1１月，他被补划为右派。那时节，被划右派的人均被剥夺了写作发表的权利。因之我想向他组稿，已不可能。1961年，他因在艰苦的“劳改”中表现好，被摘除右派帽子。1962年刚恢复写作，于1963年在《鸭绿江》杂志上发表一篇叫《白鹤》的小说（故事讲的是北平敌伪统治时期，一位教员给日本宪兵队长送了一张齐白石的画，营救了两个工人），却引起轩然大波，被扣上“阶级调和”、“投降主义”帽子（我还记得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作协”内部编印的两册有问题的作品，亦将《白鹤》编入其中），他又不得不暂时搁笔。 
  我正式认识苏策，已是90年代中期，在北京一个朋友家中。他是一条魁伟的北方大汉，虽已七十大几，仍显身板硬朗，军人的直爽气质不减当年；古铜色的脸有如铜铸，大半生风霜写在这上面。不久我们就有书信往来，读他的书，有时也交流一点对文学现象的看法，我们好像神交已久。1998年下半年，收到他寄来的两册新书，一册是中篇小说集《千言万语》，一册是散文集《关肃霜之死》，均由“内蒙人民”出版。细读之后，好像已很了解他了，关于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也有些感受要说。 
  三 
  先说他的小说集《千言万语》。 
  苏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说：“我一生中写了约三百万字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本书中的几个中篇小说，它们全是我在新时期写下的，读者可以从这几篇作品中看到我的自由心态和艺术上的新的视角。” 
  我同意他上述看法。这六个中篇中，印象最深的，写得最好的，我认为是，发在《中国作家》上的《寻找包璞丽》、《当代》上的《臭棋》和《解放军文艺》上的《千言万语》这三篇。我想着重谈谈《寻找包璞丽》、《千言万语》两篇。 
  改革开放这十来年，尤其90年代以来，创作上的清规戒律和对创作的粗暴干涉及简单化批评，确实少多了，这对阅历极为丰富、创作上早有抱负的作家苏策，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捆绑心灵和创作手脚的绳索消解了，作家获得一种自由创造的心态，那岂不可以在创作上刻意施展一番吗？像题材的开拓和开掘，过去鲜有的新的人物形象的创造、树立，苏策在《寻找包璞丽》和《 臭棋》这两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中，都做到了。《臭棋》使人想起若干年前的《白鹤》，都是以战时在特殊际遇下的中国人与有一定教养的日本鬼子（军人，前者喜爱下围棋，后者喜欢中国画）打交道并战而胜之为题材。但《臭棋》比《白鹤》艺术更讲究，更细致深入，正、反面人物形象刻画也更鲜活。本来在战争中，我们跟凶残、野蛮的日本法西斯野兽斗争，是非常艰巨、曲折、复杂的，而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在凡是经历过这样斗争的人们中，本是很容易理解的。敌人也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个性，而并非像某些舞台、银幕作品中那样脸谱化，千人一面（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日本鬼子，不见得比没有文化的，更不凶残、狡诈。只是每个鬼子个性千差万别罢了）。这在今天的读者，也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在过去文艺创作上人为清规戒律盛行的年月，谁要写个有点文化教养的日本鬼子，那就犯忌了，不批评你是“美化鬼子”，才怪哩！至于战俘题材，写自己人被敌俘虏，并写战俘在敌营中艰难的生存环境，那更是犯忌的。记得60年代苏联作家萧洛霍夫写了一篇动人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写一个曾被德军俘虏的红军军人在战后艰辛的处境。中国译介并放映根据小说拍摄的影片后，文艺界负责人周扬曾在一个讲话中说，这个作品是“政治上的和平主义，思想上的人道主义，活命哲学，艺术上的自然主义。”这是因为，也许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当过敌人俘虏的人的处置，都太严太“左”了。既不如我们的先人，如汉朝对待曾在敌营九年娶妻生子的张骞，汉武帝对他的评价是实事求是，认为他“持汉节不变”，而继续信任，用他。也不如西方国家，如法国，有威望的密特朗总统，就曾是战俘并为了地下抗德的需要而在维希政府里待过。这扯得似乎远了，其实我要说的是苏策两篇以过去战争岁月为背景的小说新作，都以被敌人俘虏和被敌人俘虏过又回到自己队伍的人的遭遇、命运为题材并以他们做作品主人公。《臭棋》写的是养病中不幸被敌人俘虏的一个八路军军分区富有一定经验的敌工科干事，在敌营里以不得已的方式，包括审慎地下围棋（两人都是中国围棋的爱好者，曾将棋艺用于战争的攻防、拼杀之中），同敌人作曲折、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成功地掩护了部分同难战友胜利逃出；而他自己，最后在精神上，包括棋艺上完全压倒敌人并壮烈牺牲。这是一位英雄烈士，作者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真真实实英雄人物的塑造。不论是对敌方人物栗本少佐或我方主角孔志友，其典型环境、典型性格描写之逼真，细节之准确、丰满，心理刻画之细腻，艺术构造之完整，使人相信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甚至曾设想，这是否有作者亲身经历的影子？其实作者在战争中虽历尽艰险，但并没有被俘过。   
  硬汉子作家苏策(2)   
  《寻找包璞丽》这篇，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一篇力作。我读着，完全被十七八岁年纪，从广东到遥远北方来参加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年轻姑娘包璞丽，其活跃、美丽，光彩照人的青春个性；以及小说扣人心弦，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中的事态、故事发展所吸引。随着作品情节进展，女主人公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愈来愈确定，悲剧的氛围越来越浓郁，我的心趋于沉重.。严酷的战争环境，这青年女子不幸被敌所俘，在那样情况下，她仇恨敌人，对敌斗争的坚定决心没有改变；不仅如此，她还设法将自己同难的同志营救出去。但当她从敌寇虎狼窝里逃了出来，回到自己队伍，这个年轻单纯的女孩，却没有精神准备，也没有经验去面对、去适应组织对她不再信任，以及没完没了的审查，又不允许她回到原来的老部队去。这就注定了她必然的悲剧命运。审查单位既不能用她，也不能长久收留她，只好以“考验”为名，派她到敌人重兵把守的北方一座大城市，去做搜集敌人情报一类的工作。她一个连普通话都讲不好的天真单纯的人，怎么能适应这险恶、复杂的环境，生存下去呢？一个一腔热血的爱国抗日青年，到了这步田地，她的悲剧命运已无法逃脱了。 
  作家精心构思了她的故事，整篇作品的结构是由一个党史办的年轻人，采访四个见证人，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凸显出来。第一个采访的是位老将军，当年参加松岭战役的老英雄；从老英雄嘴里了解到，真正的英雄是名不见经传的他的同时代人，那时非常年轻、来自遥远广东的一个不到20岁，能歌善舞的姑娘，她名叫包璞丽。是她甘愿牺牲自己，主动以歌舞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掩护了部队，才有可能取得松岭战役的胜利。然而，她却被捕，成了日军俘虏。老将军带感情的叙述，说明他对包璞丽同情和肯定。第二个被采访的是老将军的夫人，她也是个见证人，那时是个保卫干事，正是一年后，包璞丽从敌人那儿逃出，回到部队，当年具体执行审查、监视她的人。将军夫人（那时还未与将军成婚），对她的看法不好，认为她可疑，曾经主张枪毙她，后来上级表示不同意，才改派她去敌占区考验她。老夫人觉得老将军年轻时爱过那女子，她不同意老将军对她的肯定。第三个采访的，是老夫人提供的线索，一个曾被俘，原是我军机枪班长后来被迫在伪军中混事的人，但这人仍保持着正直中国人的良心。他也是个见证人。为了和同难的包璞丽一起逃跑，在敌人逼迫下，他们曾假结婚。包璞丽逃出后，被自己部队派去太原，他曾掩护过她，后来又目击日本人追捕她。这个在解放战争中起义过来的人蒙政府宽大处理。全国解放后，他遂去太原寻找包璞丽的下落；又曾写信给部队老首长，即前述那位将军，见证包璞丽的清白，关心包璞丽的结局。这位前机枪班长是同情、肯定包璞丽的，为她辩护。第四位被采访的是当年敌工站长，他看不惯包璞丽，认为她问题很大，和一个伪军人员（指前述原机枪班长）混在一起，本身就是问题。后来又曾看见她出入舞场，和日本人、汉奸混在一起，更觉得她可疑，起码是堕落了，以后干脆同她切断一切关系。他认为包璞丽最后被日本人处死，也完全可能，因为“鸟尽弓藏”嘛。何况敌人内部也有很复杂矛盾，还“加上争风吃醋———”所以敌工站长对包璞丽是持基本否定态度。但包璞丽究竟下落如何，他也说不上来，只说“她确实是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