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我很早就知道汪曾祺文学功底深厚，艺术修养也好（他对京戏有特殊爱好），他是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50年代初期，沈先生的处境不好，但他仍同沈家保持密切来往，亲昵地称呼沈夫人为“三姐”。 
  1956年，在一次文学编辑工作座谈会上，我对汪曾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他正主持北京文艺的编政。他有一个发言，我觉得他见解不凡，编辑水平很不一般。此时我才知道南京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方之的成名短篇《在泉边》（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选第二集）是经由汪曾祺从来稿中发现并给以发表的。这奠定了方之和《北京文艺》的特殊交情，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方之将他创作成熟期的一篇最好的小说《内奸》交由《北京文艺》发表，这篇作品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可惜它竟成了早逝作家最后一篇得奖作品。这些是后话。 
  我没料到的是汪曾祺这位热爱文学艺术颇有素养的专家却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他的编辑岗位，随后下放至北京西北张家口地区的农场劳动。 
  他从农场归来后即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不久摘掉了“右派”帽子。 
  对于汪曾祺这个文学艺术的有心人来说，下放劳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与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大众的亲近，必然激发着他的灵感，孕育着他文艺的再创造。 
  最早我似乎是从同事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那儿得悉汪曾祺手头有小说稿，遂安排编辑去同他联系。那是60年代初期，物质生活较困难，国民经济在调整，上级部门重申了文艺的“双百”方针，广泛团结知识分子、专家，所以作为一家全国文学刊物的编辑，我们敢于去向摘了“右派”帽儿的作家约稿，为此并制定了一些计划。 
  1962年某天，汪曾祺交来他的小说稿《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人民文学》编辑部读过这篇小说手稿的人，是怀着怎样喜悦的心情啊！汪曾祺的精心构思、精妙的文学语言，将四个可爱的农场少年不同的性格、生活命运和一个诗情画意的羊舍之夜联系在一起，他创造了人物个性，创造了诗意，创造了美。他的创作如一帧舒展自如的连续的画轴。这诗这美，是饱吸了生活之蜜，酿造而成，所以它又富有来自生活的醇美、甜美。这些农场少年的形象———像拙诚的牧羊少年“老九”，机灵的果园小工“小吕”，文静的“留孩”和好动的“奶哥”———“丁贵甲”———呼之欲出。我当时揣想作家描写的人物，很可能有他十分熟悉的“原型”依据。小说也使人想到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的那篇《白净草原》，诗境和构思有某些相近之处。但我以为《羊舍一夕》所写少年是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它更显示了新生活的美。这篇小说遂以显著地位发表在《人民文学》1962年第6期，发表后颇受好评，在那时无异给小说创作吹进一股不同流俗的清新之风。印象中《中国文学》曾将它翻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其后，汪曾祺还在《人民文学》发表过短篇如《王全》等。但《羊舍一夕》应是汪曾祺在文学界奠定其应有地位的一篇作品。 
  这几年人们常说汪曾祺是以散文笔法写小说，他的散文、小说文笔优美。这自然是褒意。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法，汪曾祺是以文学语言、文学笔法写小说，他精心追求文字、语言的美（这美也包含准确、生动的表达），并用洗练的美的文字语言创造美的意境，这在小说《羊舍一夕》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小说第一段写农场少年眼中的夜行火车（“216，往北京的上行车”）： 
  ……先是一个雪亮的大灯，亮得叫人眼睛发胀。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而且冒着气，嗤嗤地响。乌黑的铁，锃黄的铜。然后是绿色的车身，排山倒海地冲过来。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地从树墙子上刮过去，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可是火车一过，还是那样：树墙子显得格外的安详，格外的绿。真怪。 
  我读这节文字，感觉格外亲切，因为我也曾站在下放劳动的树墙边，逼真地感受过火车排山倒海通过的情景。声、光、色、动感、节奏……均被作家于瞬间捕捉到了，这样准确、精到、鲜活的描写，才算“够份儿”的文学语言。小说本是语言的艺术，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精心继承了我国古代和现代作家如冰心、沈从文等讲究语言艺术的传统。而有的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作者，却不够讲究语言艺术，所以尽管他们有好的创作素材而作品却因文字语言平平，而不能进入第一流的行列。顺便说一句，现代京剧《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中那些精妙的对白、唱词，也是汪曾祺艺术劳动的成果。 
  而今有不少人自称是沈从文先生的徒弟。但是得其真传、得其“神韵”者，我以为汪曾祺是一个。不信你再读读他的《受戒》，他将男女之情诗化、美化，这正是沈从文先生的一个特长。当然，汪先生有自己的文字风格，这并非沈从文的模仿。但在追求文学的真、善、美表达上，两人是完全一致的。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1)   
  我好久没见到林斤澜了。公元2002年1月我和斤澜同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各出了一本书。责任编辑问我你认识林斤澜不？我说，当然认识。那时斤澜因病住院，责任编辑说他当天要去看望斤澜，问我有什么事没有？我说那正好，你将我的书《人生的滋味》带一本去交给斤澜，让他将他的新书给我一本。这样他拿回斤澜的随笔集《事故故事》交我。这是多年不见后，我与林斤澜算是第一次通了消息。而今又是两年过去了，我们都上了点年纪。林斤澜1923年出生的人，今年该是82岁高龄了。回想我们相识的1956年下半年某日，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斤澜其人和他的短篇小说我是有印象的。读他的随笔集，我感觉很有兴味，同时也触发我写点《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同小说家林斤澜有关的往事和我对他的观感。 
  1956年下半年林斤澜作为北京市一位青年作者已经小有名气。他有一篇小说《草原》，是写开发北大荒的支边青年生活的，文笔活泛，草原风光写得美，使人想起契诃夫和高尔基笔下的草原。那时各个文艺刊物正在努力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的工作，自然要想些办法扩大题材和组稿面。基于这一考虑，林斤澜成为我们要找的青年作家之一。大约1956年初冬某天，我去北京东城米市大街大华电影院南侧一栋四层楼的旧楼（这可能是北京市某文化单位的一个宿舍）里看望林斤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已记不确切他新写成的《台湾姑娘》这篇小说，是他主动投给《人民文学》的，而我们是看了他的稿件才去找他呢；还是我们去看了他，他将此新作给了我们？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为这篇小说的发表，我去林斤澜住所不止一回。他的《台湾姑娘》经过我们三审（责任编辑是小说散文组负责北京地区工作的谭之仁，终审者是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后，秦建议此稿小作修改，他想同林斤澜面谈，要我去请林来编辑部（编辑部所在地小羊宜宾胡同离林住处不远）。林来后秦兆阳谈了一点意见，即小说男主人公（台湾光复后，从大陆去台湾教书的教员）和台湾姑娘（在他那儿做佣人，为的是挣点钱好继续上学。他成了她尊敬的老师）的关系，如写成友情或朦胧的感情，效果可能比直接写成爱情更佳。林斤澜欣然接受，表示将稿件拿回去修改了再送来。 
  这几次打交道，我感觉林斤澜是个面目和善的谦谦君子，他笑迎客人，有涵养、识见，“藏而不露”，却又容易接近，好打交道。虽说话不多，很诚恳。你会觉得他内在的热情，可能比表现出来的更丰盈。就说《台湾姑娘》那篇故事（一个从大陆去的爱国进步人士跟当地一位台湾小姑娘因共同的期盼、向往，让他们结成真挚的情谊），我们猜测这可能跟作者自身的类似“藏而不露”的地下革命工作者经历，很有关系，但我们不便细问。 
  林斤澜及时拿来《台湾姑娘》修改稿。那阵子我们正在筹编来年（1957年）第一期，想突出短篇小说，编出一辑题材、风格、样式多样化的小说，以体现百花齐放精神。这期我们共安排了九篇小说，其中有王蒙的《冬雨》，新作家耿龙祥的《明镜台》等都是很不错的；但小说散文组同仁一致赞成秦兆阳将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安排在头题发出。这篇小说以其特殊的题材，动人的描写，人物塑造和简练、独具一格的对话，赢得了读者，受到文艺界注意，应是林斤澜这位语言、写法有个人特色的作家成名作。此后在1957年上半年又陆续发表林斤澜的《家信》（第4期）、《姐妹》、《一瓢水》（李清泉主持工作的该刊5、6期合刊），林成了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在该刊发表短篇小说最密集的一个作家。《家信》写得精短，构思巧妙，还触及了时弊（那些跟着运动风转，经常跑到农村折腾农民的某些干部）。《姐妹》写抗战时期一个文艺团体不同性格的一对姐妹，具备可读性。而《一瓢水》因有人读了觉得晦涩，编辑部委决不下，惊动了茅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