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而相对来说，《文艺学习》所划“右派”的比例最小，这恐怕跟韦、黄两人的掌握不无关系。他们两人无疑是政治运动中的“温和派”，今天看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在当时，这不是“右倾”的表现吗？而且批评韦君宜“包庇右派”还有具体例子，是说她包庇了单位里一个替农村的人传递了一份诉苦信件的人。（这封信诉说一处农村因一平二调，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困难，与形势大好的总估计显然不大协调。）这个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人，随即被划为“右派”。而韦君宜实事求是地为他鸣不平。我还记得，《人民文学》支部开的批评她的会上，韦君宜嘟噜个嘴，表明她是不服的。她当时居少数地位，而我们这些人都跟着批评她。她不怕孤立，因为真理在她那边。黄的“右倾”比韦君宜更“危险”，他差一点被划成“右派”，为了他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一篇对个别文艺界领导人提意见，但有偏激情绪的文章。这篇文章反“右派”中被公开批判。韦君宜据理力争，说黄这样的人写文章出了错误，但不是“右派”。她大声地对她的上司，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说：“如果把黄秋耘划为“右派”，那也把我划为“右派”！我是《文艺学习》的主要负责人，论错误也不比他少！”这就是韦君宜，挺身而出，刚正不阿！后来有长者之风，实事求是的邵荃麟还是认真地考虑了韦的意见，严格区分了两类矛盾，保护了黄秋耘没划“右派”，但批评还是要批评，处分还是有。这些是摆在桌面上批的他们的“右倾”错误。为什么要停刊《文艺学习》呢？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可能更严重，就是我上面说过的诸如组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小说的讨论之类。合乎逻辑的推想是：领导人犯了“右倾”，刊物还不“右倾”吗？小说讨论中涉及的王蒙，虽说毛主席讲了话，后来还不是被划为“右派”了吗？   
  韦君宜与黄秋耘(2)   
  韦君宜的特性是，尽管在逆境中，她毫不动摇、毫不气馁而努力做出新成绩。下放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一年多，她辅导工厂业余作者编出了高水平的工厂史《北方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运用下放农村劳动的生活积累，在60年代写出一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佳作《月夜清歌》。这篇作品风格清新，意境深邃，后来收入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从长辛店归来，她被安排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她和严文井领导下，文学出版社这期间仍出了许多好书。我的印象当时还是业余作家的马识途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出版，就跟韦的支持分不开。“文化大革命”开始，她被打倒，丈夫（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也冤枉遭难，身陷缧绁之中。后期她担任14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制）指导员，我和她是邻居，差不多时常能见到她。她白天参加农业劳动，一身泥一身水的回来，晚上则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忙着为运动中冤枉遭整（包括“五·一六”扩大化遭整）的人落实政策、核对材料、澄清事实等，直至深夜。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周总理提议下已部分恢复业务。作为连队领导者，韦君宜热心推荐一些编辑上调回京工作。可是人们很纳闷，为什么像韦君宜、严文井等这些文学社的主要领导干部反而迟迟不被上调呢？后来当然知道了，是北京的单位里有人从中作梗。而后韦君宜调回了北京，作为成员参加了社里的领导班子，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她所受的种种新的磨难不必细说。可贵的是，她在近年病中写的文章中，不但率直地批评了“左”的种种危害，以为鉴戒；还有极为清醒的自我反思、忏悔。我曾读过她发表的《编辑的忏悔》一文，深受感动。她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讲她为作者、读者做过的许多好事、成绩，而是深沉地忏悔在“四人帮”的高压下不得不做的那些违心的事———出版的某些胡乱编造，实际上是诬陷知识分子、诬陷老干部的虚伪“作品”。当初为什么搞文学呢？“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而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我从来未见过一位处在领导岗位的文艺干部如此袒露自己，批评自己。我还想起读过的她的另一篇文章，是悼念一位刚刚得癌症死去的同志，他叫李兴华，是个好人，好编辑，却在《文艺学习》被错划为“右派”。君宜的文章带着沉重的自责。其实，李兴华当年划不划“右派”，哪能完全由君宜做主呢？她痛切地责备自己，当年没保护好他。我也从未见过一个领导干部这样真挚、沉痛地向被错整的下属检讨。这些都表现了君宜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她有一颗高尚、纯洁、赤诚、无私的心。 
  在“四人帮”被粉碎的这十多年，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岗位上，她对我国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的贡献甭多提了。这是许多新、老作家，广大的读者有目共见的。更令我佩服的是80年代，她已年逾花甲，工作照样繁重，却以不息的奋斗精神，写出了一批好小说，如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独特的视角具有开创意义地写出了真实的老干部形象的中篇小说《洗礼》，还有长篇小说《母与子》，以及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女人集》，使她跻身于中国当代优秀小说家之列而毫无愧色。冰心因而称赞她“是一位极好的作家，她的作品非常质朴真挚”。是的，只有具备真挚、纯洁的心和不倦追求的人，才能使自己艺术常新，宝刀不老。 
  再说说“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韦君宜的同学、同事黄秋耘。黄秋耘自从1957年批判了他的“右倾”，那沉重的精神负担，可以说一直背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他成了文艺界“右”的代表人物。他被贬为《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后，人们流传着一个说法，《文艺报》编辑部的三个领导，某某某代表左，某某代表中，而黄秋耘代表“右”。这位在生活中温文儒雅循规蹈矩的人，究竟“右”在哪儿呢？无非是“仗义执言”、“悲天悯人”、“不忍之心”的文士气质和好写文章、好发点议论。但是换一个说法可不可以说，这实在是可贵的共产党员的正义感、同情心，责任心和是非感呢！难道共产党人不要正义感、同情心、责任心吗？至少这一切和共产党人的责任、良心是不矛盾的。为什么黄秋耘这样难以被容纳、容忍呢？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没干几年活儿，1964年批“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他因在一篇短文中为“中间人物”加了一个注解“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而被看成是这一“资产阶级文学主张”提出人的同伙，而实际上靠边站了。他和作协的几名干部（我也在其中）一同被送去华北石油工地锻炼。后又因毛主席批示下来，文艺界很快要整风而被招回。1964年下半年，北京一家文艺刊物发表批判文章公开点名黄秋耘发表在《北京文艺》1962年4月号的短篇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是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的大“毒草”。1965年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幕，不久，《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在批判文章中也公开点黄秋耘的名，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骂皇帝的，《杜子美还家》也是骂皇帝的，“黄秋耘与吴晗是‘一丘之貉’”。而黄秋耘1962年7月发表在贵州《山花》上的小说《鲁亮侪摘印》也和《海瑞罢官》是“同一类货色”。1965年作协在整风中编印了两册“毒草”作品集，其中也收录了黄秋耘的历史小说。本来黄秋耘在1966年2月已被作为交换干部交换到他的家乡广州，但几个月后，他又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回北京挨批斗。我们同被关在“黑窝”里三四个年头，除了从事体力劳动就是挨斗或陪斗。直到1969年工、军宣队进驻后，黄秋耘于1969年9月才被宣布解放。接着他就回了广州。1973年我从干校调体委工作。我去广州出差时顺便看望了黄秋耘，他已被分配在广东省革委会出版局工作，任副主任（副局长）主管编辑出版业务。这时，我感觉他的精神状态似乎比在北京好多了。那些主管革委会的军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有一定革命资历的领导干部使用，而不再像北京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只把他当作一个有“传染病”（自然是精神方面的传染病）的病号长期看管着。1975年8月间，他又被安排来北京参加主持《辞源》的修订工作，就住在原文联大楼的五楼，他曾经受过难的地方（这时文联大楼的房子已被商务、中华两家接管）。   
  韦君宜与黄秋耘(3)   
  我感觉，解放后的这些年月，黄秋耘精神真正获得解放，是“四人帮”被粉碎，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老传统，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这几年。人们对他的评价比较客观、公允了。我并不是说黄秋耘这个人思想上没有缺点、毛病，但作为老党员、老干部，为什么不能用其所长，非得看管、放逐不可呢？黄秋耘扔下了沉重的精神枷锁，焕发了精神。他以写散文为主，同韦君宜一样，这些年写出了不少名篇佳构，超出了他青年、中年时代所作，如笔法凝重、饱含着人生滋味和思考、探索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年华》；以及许多篇回忆往事的短文，如深情哀婉，隽永的《雾失楼台》，被改编成电视短剧后愈加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