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文艺报》副主编冯牧同志去了。《人民文学》是派我去的。会议主持人说：“请张春桥同志传达中央通知。”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8)   
  张春桥身着浅灰色中山装、长长的接地的裤子，志得意满、睥睨一切地坐在台前。接着他阴森森地宣布道：“1. 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文章，所有的报刊明天都要转载，不准少一个字，错一个标点。多了个字、错了个标点，由那个单位的党委负责。《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把内容作了重要的删节，不准删。除了北京的报刊、新华社，今天也通知全国的报刊，注意不要删节。2.《人民日报》明天要重新刊登《解放军报》社论《永远不要忘掉阶级斗争》，把删去的地方用黑体字排出来，做自我批评。《中国青年报》也删了，今天重新登了，没用黑体字，要再登一次，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按：张春桥的通知，《人民日报》第二天并没有照办。可见张贼“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令”并不是处处得手的。———笔者。） 
  这大约是张春桥跻身于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后，在北京第一次公开露脸。《评“三家村”》当时是通过轰击邓拓、吴晗、廖沫沙而轰击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的一颗重磅炸弹。此文通知各报刊全文转载，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炮声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 
  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文艺界熟知他们的人很多。 
  张春桥1958年在上海市，是分工管文艺的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之一。我作为刊物的编辑到上海组稿自然要去看望他并约稿。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谈了近两个小时。这是我头一回见张春桥。他那时可没像现在这样板着一张阴森森的铁脸，而是热情过人，满面生春，侃侃而谈，表示了他对上海市文学创作力量的全力支持。他说，“例如老作家巴金要创作《家》、《春》、《秋》的续篇《群》，我们上海市为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包括关在监牢里的人，他只要提出来，也可以让他去见、去访问……”他给《人民文学》写了篇《决心大变颂》的短文，发在该刊1958年第6期。可是曾几何时，张春桥的调子完全变了，他也“决心大变”。他们抛出“大写13年”以对抗全面贯彻双百方针；1962年，上海市开作家代表大会，巴金同志发言，他们向巴金大打棍子。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整巴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张春桥把在读者中极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巴金打成“反共老手”，他像是“忘记了”，几年前你不也在为“反共老手”，“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 
  姚文元因家庭出身不好（乃父姚蓬子是鲁迅先生批评的有名的“转向”人物。60年代初期曾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会上露面，我因之得见尊容），一向以“左”的姿态出现，有时“左”得出奇。我记得他曾写文章批评四川作家榴红的短篇小说《新校长》。《新校长》的一个情节是写这个年轻的校长跳进水中去抢救溺水的儿童。姚文元批评这篇小说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按照他文章的逻辑，这位校长只有见死不救，才算是“无产阶级”了。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可是却还要披一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所以文艺界许多作家视姚文元为一根打人的棍子。但是姚文元当时为谋求在文艺界站住脚，混得一点名声，也曾写过一些赞扬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如赞扬郭小川的诗，王汶石、浩然等的小说。他也可以在短时期内，随气候的变化，而前后判若两人。1956年下半年，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某天，姚文元对与他同住上海一家招待所改稿子的王贤才（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说：秦兆阳的文章写得好，他很欣赏。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姚文元成了批判秦兆阳“修正主义逆流”的先锋。 
  像张、姚这样的“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在社会上已谋得一官半职的刀笔吏，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宵小之徒，对社会虽有危害，影响是有限的。可是一旦投靠了江青，便得以加倍地破格重用宠信，“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成为“重臣”。这样的人参与国事，一篇又一篇“重头文章”以中央名义批准抛向社会，策划于密室，点火于上层、基层……只能误国、害国，成为窃国之人了。1974年曾有件怪事，张、姚通知全国的图书馆、书店，不准出借、出售他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要通统收罗“封存”。这也是一种小人心理，生怕别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底细，其中包括以前他们曾吹捧过、现在被他们打翻在地，巴不得再踏上两三脚的那些“黑线人物”和他们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初期，最令许多人忧心的事情之一，便是张、姚二人，被推上了中国显赫的政治舞台。 
  2. 作协的第一张大字报 
  江青的《纪要》出笼，等于否定了除鲁迅以外的整个30年代进步文艺和建国以来的文艺路线。随后毛主席又点名批评了中央宣传部；批准解散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五人小组。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和林彪5月18日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在党内传达，使人感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反对党内上层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实践问题。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可以有些想不通或将自己的想法保留在心底，而参加不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反对国内修正主义的政治大斗争，对于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和一切革命者来说就是个立场、态度问题。我那时就是这种心态。一到1966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心里再也不能够宁静了。中国作家协会内对作协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可疑的作协党组》，就是我1966年6月2日牵头贴出的（我写了之后，有一些人签名，多是《人民文学》社的党外群众）。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党组同志自己不站出来批判自己并且发动群众一起揭露中宣部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向这些牛鬼蛇神开火”。这样一来，立刻得罪一向信任、提拔我的党组诸位领导。党组领导立即调来一位同志去《人民文学》坐镇。另一位领导立即下令收集我在西南组稿中的“材料”（我的缺点多矣，例如在组稿中求成心切，对地方同志不够尊重。外单位已有同行“揭发”我）。而在后来那些起来造反的人眼中，我又是“走资派的红人”、“修正主义接班人”，所以在“先扫外围、后攻堡垒”（这口号最先似乎是从“北大”传出来的）声中，于1966年8月首先就扫了我，随后在1966年年底将我关进“牛棚”之中。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9)   
  3. 造反派对作协领导人的“遭遇战” 
  1966年8月初，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升任第二号人物。8月8日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指出斗争的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所有的工作组都要撤出。“作协”才来了一个月的工作组正在准备撤离。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支持造反精神，首次提出要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就在这一天，作协的造反派对刘白羽为首的党组成员，打了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先是《文艺报》的造反者贴出了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扯下刘白羽的大红袍”，在东总布胡同22号第二进院中贴满了半边墙。这时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刘白羽刚从外地回来，（亚非作家会议是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关怀下召开的。巴金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刘白羽任副团长。）这张大字报可以说是对刘白羽的“迎接”和宣战。对刘白羽的看法，作协的人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因为不论在作协的历次政治运动或写作实践中刘白羽的革命色彩都很强，为何会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为何只是披了一件“大红袍”？但造反派“擒贼先擒王”的策略是高妙的。因为原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五人小组彭真等人，原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周扬等人已被点名打倒。论同他们的联系和积极执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刘白羽自然是作协第一个该受冲击的人。这天的“遭遇战”出席受审（在“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接受诘问）的除刘白羽，还有邵荃麟、严文井、张光年、李季、冯牧、侯金镜、张天翼、张僖，即作协党组和书记处的领导成员。但刘白羽显然处在中心的位置。上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造反派要刘白羽先念那张“扯下大红袍”的大字报。刘白羽先是显示一种从容的气度，后来头上不禁有点冒汗了。“遭遇战”下午改在作协的一间会议室继续进行。这时有人高喊：“刘白羽低头！”同时诘问到哪个当权派就高喊“某某某站起来！”而此时即将撤离的工作组成员，只能充当观“战”的角色了。 
  4. 体面的领导人变成屈辱的阶下囚 
  1966年8月29日下午4时，我正在东总布胡同46号办公室，忽听一声吆喝：“快去看啦，在22号院里斗争刘白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