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此稿我送给先生读后，他认为应该发表。其实这篇以建国初期川黔公路行车之艰险为背景，写了地域氛围；而那个责任心强，敢于战胜困难的小司助（司机助理）形象，也挺生动。小说耐咀嚼，在当年，是不错的短篇。 
  林斤澜作为一个有实力又经常深入生活，用心了解风土民情的作家（据我所知，林斤澜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后，北京市文联即将他下放门头沟深山区，还是“带户口”下放的第一例，可谓彻底），他本来是个南方人，来北方有年后，已经相当熟悉北方的语言、风习。林斤澜抗战胜利后曾去台湾后又返回大陆。尽管他是进步人士，在台湾还坐过国民党的牢。然而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头，可以想见，他成了长期受怀疑、不被信任的人。下放落户，实际是“另类”对待。但对于以写作为事业的林斤澜，他并不在意农村环境的艰苦，倒是为他创造了了解深山里百姓生活的好机会。斤澜“历史嫌疑”之得到解决，据他在他的随笔集一篇文章中讲“整整五十年也是半个世纪之后，挂在档案上的疑案才全案平反，一风吹”。从他1957年在《人民文学》较密集发表短篇小说起始，虽说有后来的反右、下放等等，但我们一直将他看成经常联系、组织小说稿件的重点对象。而林斤澜也确实为这本杂志奉献了好些好作品，以支撑这杂志拿出佳作来奉献读者。尤其在反右扩大化后，稿源匮乏，好作品难得的时刻，我和《人民文学》小说组的编辑们，对斤澜这点，常是心存感激的。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2)   
  记得1960年，我还在评论组工作（我是1957年下半年调评论组的，1961年初回到小说组），第12期刊物出来后，小说组我原来的同事许以告诉我，这期林斤澜有篇小说《新生》你可以看看，好久没看见山区生活写得这样好，这样动人的作品了。我晚上回家一读，的确如许以所说，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短篇佳作，它的艺术生命将是长久的（按：本人近阅1999年出版的《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丛》，发现《新生》已收入该书短篇小说卷中）。读时就放不下：北方深山区农村的气氛，杏树林、石头房子；成立公社时，社里不计成本，翻山越岭栽下无数“杆子”，拉到村里来，挂到老杏树上有线广播线海碗大的喇叭；初产妇因难产而接近昏迷，大夫呢，隔着九岭十八弯，又还有一条大河，又值雨夜，怎么能赶过来？乡村习俗，一些老妇招呼几个小伙子，抬着木头来了，说是“做一个使不着的冲冲喜……”爬到杏树上冲着广播喇叭狠嚷的生产队长情急……一下子将我带入了这个特殊山村之夜。那么怎样来救助临产的产妇呢？怎样来解决这个难题呢？于是心中悬念丛生。然而悬念很快解开，“谁知到了后半夜，一声喊叫，一支火把，那二十来岁的姑娘大夫，戴着眼镜，背着药箱，”来了，“天知道，不够一顿饭功夫，姑娘大夫竟能使钳子，把小人儿巧巧的钳了出来，母子平安。”读者读到这里似乎松了口气，按一般小说“常规”，小说到了这里，好像没戏了。然而好戏恰巧在后头呢！这就是作者构思和结构的不落俗套，有张力，出奇制胜。小说的重头戏是放在这个初出茅庐姑娘医生半夜赶路来接生的经历。语言简练，情节紧凑，字斟句酌，可以说是惜墨如金，又能做到生动传神。人物、情景如画，几个自动帮助姑娘医生赶路的出场人物虽没有名字，但都有特性，有印象；而他们的动作或语言，处处表现了山里人纯朴、助人为乐的中国传统古风，深深地感动了、鼓励了这位初次独立出诊的“姑娘医生”，使她有了工作的勇气。当然也还有新生事物，这就是新安装的广播喇叭初步改变了农村信息不灵通的状况。读毕小说，读者也受感动。人们这才领悟，这篇小说，作者在运思、结构、语言与描写技巧上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成就了这篇生活内容厚重感人，而小说艺术也有创新的作品。其后，约在1962年，林斤澜还有也是以山区人情、风习为描画对象的一篇不错的短篇《山里红》交给《人民文学》发表。 
  然而正当这位已是中年作家的创作势头走向兴旺之时，“文化大革命”浩劫降临，林斤澜与北京绝大部分新老作家那样，被迫搁笔。 
  1973年我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回京，分配在体委《体育报》工作，直至1975年，家住崇文区龙潭湖附近的四块玉。这期间大约是听李学鳌或浩然讲，林斤澜住在幸福大街一处普通居民楼里，那个门牌号码是11号。一天下午，我去看林斤澜。他说，“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市管文化的人自然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宜搞创作了，先是批斗，后来就闲待着。现在给了我个工作，在崇文门电影院卖票，叫作“养起来”。啊，一个优秀的作家，居然要他去电影院卖票，这真是闻所未闻。我心想，这又是一种荒唐，足证江青下边对知识分子奉行文化专制主义极“左”路线的人，是怎样蔑视文化，作贱文化人的！但我坚信这样的倒行逆施决然长不了！那时四人帮还没倒台，这些话不便公开说出。我只是对林斤澜讲，你把身体搞好，写作是你的专长，总还有发挥的一天，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斤澜心里想的和我是一样的，希望祸国殃民的人早点垮台，那年月人同此心。 
  1977年后，彻底落实政策，还了作家林斤澜的本来面目。他是1937年就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了，只不过他是含而不露，这正适宜地下工作的需要。而他从事的还是以教书和文化工作为主，怎么说他也是个文人而非做官之材。复出的他主要还是重操他的创作旧业。 
  改革开放新时期，已是老作家的林斤澜，仍是《人民文学》这个杂志经常供稿人。从1978年至1981年数年，我参与经手的斤澜在刊物上发表的小说计有《竹》、《记录》、《火葬场的哥们》、《辘轳井》等多篇，题材、构思、写法各具特色，展现作者不同的小说写作路数。然而最出色的当推1980年11期发表的《火葬场的哥们》和1981年第9期的《辘轳井》两篇。 
  《火葬场的哥们》是一篇“黑色幽默”绝妙好小说。作者开篇几句话，就引起读者共鸣或兴味：“十年浩劫的后半截，我们这里流传一个故事。那年头稀奇，剧场里只演八个样板戏，小道消息却不翼而飞。会场上只说车轱辘般样板话，‘口头文学’不胫而走”。紧接着讲了个好像很平常的“助人为乐”故事，其实不尽然也。出场者是一女一男。初秋的傍晚，一个下班的女干部骑着自行车行至刚刚拆迁了房屋的一片废墟，不幸车子不灵了。她正自着急，“这时偷眼看见半截墙边，也有两个车轱辘，还有一双翻皮高腰好大好沉铁甲车似的鞋，顺着这鞋往上看，是条劳动布工裤，怕有一丈二……女干部一激灵，索性抬起头来，只见半截墙边站着个半截塔似的青年，工人打扮，黑皮肤，瘦骨暴筋，两眼乌眼鸡似的盯着自己，不露一丝笑容。女干部暗暗叫一声好，要是轧马路，是个好保镖的，要是划船、赶车、草地上打滚，是个好‘炊拨儿’，又暗暗叫声苦，此时此地，却和撞着了黑旋风一般。这女干部是见过世面的，临危不乱。一手按住车座，一手把住车把，不回身，光回头，也望定‘黑旋风’，一、二、三、四、五，数到五字，嫣然一笑。什么叫嫣然？笑得巧也。怎么个巧法？好比一个花骨朵，一瓣一瓣地开开来。”“果然开得好，黑小子点了点头，走过来一只手抓住车把转了半圈，跟玩儿一样。立即蹲下来，竖起大拇哥把指甲盖当作改锥，拧紧挡泥板上的螺丝。又两只手抓住挡泥板，可可地使劲往外扳，两只瘦骨乌黑的手，颤颤地鼓着青筋。女干部看着倒冒了汗，抽出条白地血点子的手绢擦脸。黑小子站起来，把车玩具一样塞给女干部，说：‘行了。’‘谢谢。’‘不谢。’‘得谢。’‘得谢给点儿什么作个纪念吧。’……黑小子指着她捏在手心里白地血点子手绢说：‘只要这条手绢儿。’女干部定定神，抬头望着这黑高黑高的小伙子，使出带笑不笑，爱理不理的神色，轻轻问道：‘你是哪个厂的？’黑小子回答了什么什么厂，还报了名叫某某某。女干部把厂名人名暗暗重复一遍，倏地一抬手，同时扔出一个字‘给。’立刻偏腿上车，却又慢慢蹬着，过了这一片废墟见弯就拐，一拐就使劲快蹬，上了大道，插进车队，心里狠狠叫道：‘流氓，坏蛋，阿飞！’给完三顶帽子，不觉又好笑，咬着嘴唇骂了声：‘贼———’女干部晚上躺在床上还撂不开这件事，觉出这个黑小子面熟，这个名字也不耳生。她是个人事干部，成天和人和人名打交道，哪能都记得清。可是那条手绢儿，手绢儿，叫女干部牙痒痒的梗在心头。半夜做了个梦，梦见在公园草地上，有人抱着她打滚，张嘴喊叫却喊不出声来，原来嘴里塞着手绢儿，滚得一身汗，只好软瘫着，倒认出来那个人就是黑小子……第二天女干部打电话给那个什么什么厂的人事科，问有没有某某某这个人。‘有。’‘哪个车间的？’‘死了。’‘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死的？’‘三天了。’对方还告以尸首还在火葬场搁着。“……一整天女干部都像有条虫在她身上乱爬。到了下午这条虫在她心尖上咬了一口，女干部骑上车直奔火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