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从这本小说看出他对北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群众语言运用得滚瓜烂熟，想像中，他大约是位像赵树理那样的乡土气味十足的“土”作家了。一天辅导员带来一位方头大脸、戴深度近视眼镜、温文儒雅的３０岁上下的人给我们介绍，原来他就是俞林。我大吃一惊，其他的同学也吃惊不小，这与我们猜想的太不一样了。 
  以后俞林给我们讲文学课，也讲政治课，闲时又爱到我们学生宿舍来串门。往往一进门，男女同学便将他团团围住了。 
  俞林有一种学者风度，谈话从容不迫、逻辑条理严密，滔滔不绝。知识、见闻广，天然富有魅力。 
  那时我们正准备参加土改。他讲起农民、土地问题，讲起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曲折、复杂过程，讲起怎样掌握土改政策，理论结合实际，提纲挈领，举例生动、丰富，对我们来说，简直像听一部迷人的书，常常听得忘记了时间。爱好理论思维的同学，说他是一位马列主义理论家。而在我看来，他是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土改专家，群众运动专家。 
  在讲授文学课和聊天中，他给予我们一个宽广的眼光。不止阅读、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的作品（那是我们的重点课），也研究、讨论五四时代的作品、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品；不止阅读学习苏联文学作品，对１９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现代英、美文学，他也蛮有兴趣地同我们讨论分析。听他谈文学，望着那文质彬彬的样子，你说他是位来自旧式大学的教授也可以。不久，我们去河南土改，他是我们的带队者，同我们一道背着背囊下乡，赤脚草鞋，同农民打成一片；关键时刻，给我们这些工作队员以及时的指点，我发觉，他毕竟不同于旧式大学的那些教授，而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干部。 
  果然，俞林有那丰富的、令人羡慕的斗争生活阅历。 
  俞林原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投身革命，随后参加了八年抗日游击战争。他出身于冀西一个大地主家庭，然而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担任区委书记，亲自将有劣迹的地主亲属扫地出门。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1946年的国共和平谈判中，他是北平军事调处部的我方译员之一。1948年华北联大时期，他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俞林的这些经历，说明他既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上层外事工作经历，还是一位理论工作者。这不但使他写出了反映农村群众运动的小说《老赵下乡》、《韩营半月》，反映战争的小说《人民在战斗》，50年代初期，还发表了反映国共谈判中复杂斗争的中篇小说《和平保卫者》。像俞林这样有着独特的曲折、丰富经历的人，在我们的作家群中，是较为特殊的。然而，解放后在我的接触中，像俞林后来那样有着曲折的戏剧性经历的人，似乎也仍然少见。 
  “大难不死” 
  1956年8月到11月，俞林带了一个中国艺术团去南美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四国访问，他任艺术团副团长。这是新中国最早派往南美的艺术团。俞林的这一项任命，自然跟他1946年同美国人打交道的那段工作履历有关系。虽说，他只想当一名专业作家，但早就听说外交部想调他去工作。的确，论风度和素养，俞林是一位合格的外交家。 
  艺术团载誉而归，1956年11月下旬停留在瑞士小憩，即将回国。艺术团的成员分两批回国，俞林安排在第一批回国。 
  1956年11月24日清晨，瑞士苏黎世机场，飞机即将起飞。前往送行的，本来安排在第二批走的另一位副团长，忽然对俞林说： 
  “老俞，让我先走行不行，咱俩换张票？”———他当然是思归心切，出访三个多月了嘛，哪个人不想北京，想家！俞林，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人，他极爱他的妻子、孩子，他的家在北京，他的爱妻幼女正在家里等他呢，他自然也想早点回去。但是善于体贴人的俞林马上回答说： 
  “好吧，我把票给你，你先走。” 
  万万没有料到，飞机起飞半小时就失事坠毁，全部机上人员罹难。那位副团长不幸成了俞林的“替死鬼”。第二天，死亡同志的名单电传到北京，通知家属，其中也有俞林的名字。俞林的爱人听到这消息差点昏死过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虚惊。当然，俞林幸免于难，纯粹是一种偶然性的机遇，简直像鬼使神差一般。然而造成这番机遇，如前所说，也跟俞林待人接物的涵养风度有关系。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信耶？不信耶？   
  涵养(2)   
  突 变 
  从南美回来，俞林正式调外交部工作。那时，他住在外交部招待所里学习半年，准备被派出国。 
  可是1957年上半年，是政治风云急骤变化的年头。文艺界更体现了风云变幻的先兆。1956年，《人民文学》因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王蒙的作品，何直的论文而被人称颂一时。到了1957年夏季，《人民文学》却成了受指责、批判的对象，实际负责人秦兆阳靠边了，领导位置空缺。一天，作协一位领导人，欣喜地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宣布，俞林同志从外交部调来，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实际上取代了秦兆阳的位置），外交部已经同意。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老师调来，我自然挺高兴，也出意外，也觉得俞林是恰当的人选。 
  不久，俞林走马上任，负责全面工作，接手编“扭转方向”“反击右派的”1957年第八期、第九期刊物。编辑部的同志都很欢迎他。工作中接触，感觉俞林有水平，作风平易近人，不摆领导架子。《人民文学》的工作，从此又有一位得力的领导了。 
  谁知俞林“执政”不足三月，1957年9月，外交部给作家协会来了个通知，俞林已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因关系已转到《人民文学》，由作协、《人民文学》进行组织处理。这消息对于《人民文学》的人———俞林的下级和同事，登时无异于晴天霹雳，又像是一场有震感的地震。对于我来说更如此，我尊敬的老师，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怎么会是“右派”呢？而且刚刚被安排“反击右派”的人，怎么是“右派”呢？ 
  我想用不着多费笔墨来描写俞林怎样会被划为“右派”的。以俞林的涵养，他实在没有说什么错话或者过头的话。作为外交人员学习会的一个召集人，当时上边号召大家“鸣放”，他只是在这个党内的学习会上（这些外交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就1955年的肃反工作（1955年他在一个文艺团体负责肃反工作，运动中曾伤害过好人，后来纠正了），从提高认识，总结教训的角度，谈了些看法、意见，当然是冷静的，有分析有分寸的。并不是否定肃反本身，而是对工作的方式方法提了意见。可是这在高度“左”视眼的镜片底下，自然就成了“恶毒攻击肃反”的“大逆不道”…… 
  我还记得“组织处理”俞林的《人民文学》的那次党支部会。 
  宣布开除俞林的党籍时，俞林的脸色实在是苍白的。检讨时说话的声音也是颤抖的。但是我仍然佩服他的沉着、自制力。他说，他犯了错误，对不起党。他要深挖自己个人主义的思想根子，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他轻轻地扶了扶自己的眼镜，也许是为了掩饰内心那极度的痛苦。 
  在座的党员们，无论是主持会议的党支部书记，还是普通党员，比他更加难受。我看见有几位坐在角落的女同志，悄悄地以手巾揩擦着眼睛。 
  “组织处理”俞林，这是那个年代一次奇怪的会议之一。谁也不会在心里承认俞林是“右派”，谁也不会在口里说，俞林不是右派。谁都在心里不赞成开除俞林的党籍，谁都举手开除俞林的党籍。 
  俞林付出的代价：从行政14级降为18级，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我和他，被戏剧性地倒换了各自的位置 
  俞林下放劳动两年，被认为表现好，当时对他做了在“右派”中少见的“宽大处理”，仍然回《人民文学》，分配在评论组做资料员的工作，这是1960年的事。1960年我是评论组的负责人。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当时作协和《人民文学》的领导，了解不了解我和俞林是师生关系？为何对俞林作如此安置？好在在我来说，俞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这一历史关系，我认为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那么眼下的现实关系呢？虽说我是他的“领导”，他不仅是被领导，而且还是专政对象，我觉得仍然应当把他当作老师尊重，这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那年月，我有严重的“左”的思想情绪，但对待俞林，我认为只能是这样的态度。在俞林，我佩服他了不起的涵养。工作中，他对我这个毛头小子，他的学生，完全采取尊重、合作的积极态度。这只有具备高度党性修养的老共产党员，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俞林的积极，不因戴着帽子而对工作及工作中遇见的是非问题，持消极、回避态度，在“左”风为虐的环境，这就反而常常招来个别人的挑衅，被目之为所谓“右派”的“不良居心”。我为此感到愤慨、痛苦，尽我所能，起点“降温”作用。但有时也不得不持一种违心的敷衍应付事态的态度。当然总的讲来，编辑部绝大部分同志，对俞林还是好的，通情达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