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这不仅仅是不尊重，我怀疑是否还有狭隘的门户之见或某种偏见在作祟？但我没对赵清阁老人说出。 
  清阁老人还深情地回忆了建国后她和老舍先生继续着文墨交往的某些片断。1961年她47岁生日，老舍曾写信题句祝贺：“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1962年春季，阳翰笙、老舍出席广州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后来上海，老舍前去看望她，将生日题词写成条幅赠她，并书写“清阁珍重”。老人站起来，走到书桌边，指着墙上挂的老舍先生那条幅，她说，这也是劫后作余存。“文化大革命”中，她珍藏的好些老朋友写给他的信和字画被洗劫了，一去不复还。 
  我乘机对老人说：您和老舍先生多年书信往来，老舍先生给你的信可否选辑一部分交《传记文学》发表？清阁老人望着我没吭声，过一会儿，郑重地对我讲：我刚才不是说了，好些信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仅存的老舍先生的信，这是私人信件，不准备拿给任何报刊发表，除非我死了，死了它也没了。我手边还有一些老朋友给我的信或手写诗词像郭沫若、田汉，还有老舍的书法，这不能长久归我个人，我将来要献给博物馆，以便永久保存。你如要作家的书信，抗战时期冰心写给我的信，我倒是可以整理出来给你们发表，不过你要征得她同意。发表后，请你将稿费交给冰心，原信也交给她，由她自己处理。老人对故友的一片挚情；保存的珍贵书信等墨宝，要献给国家的博大胸怀；又还照顾了刊物发表老作家书信的需要，设想是那样细心周到，使我深受感动。   
  上海老作家侧记(6)   
  这回去看望清阁老人，真是收获不小，使我具体了解了这位不管在任何处境一生保持着独立自尊、清纯人格，笔耕不辍的女作家；还了解她的身世，生平交往，如她与邓颖超大姐的乡情乡谊，和中国20世纪文界、艺界众多风云人物的友情，那些美好的故事，是足资载入史册的。 
  1987年下半年，我将清阁老人赐寄我们谈论传记文学的文稿《传记文学———文苑一枝花》发在《传记文学》杂志该年第4期。1988年我又将清阁老人费时数月整理并加注解的谢冰心给她的43封信，题名为《友谊的纪录》，约近两万字，发表于《传记文学》杂志该年第2期。 
  我写上海老作家们的文稿，浮光掠影，挂一漏万，但我还是写出来，留供世人参考。现在本文该结束了。我想起施蛰存老人1990年所写答海外作家问那篇文章中的一句名言“政治干预文学，必然断绝文学生路”，我深有同感。好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非常活跃，产品出得又多又好的作家，为何在50年代末期、60年代中期渐渐搁笔不写甚至完全沉默呢，其原因正是日益深入的政治干预使真正的文学创造绝了生路。但我还要补充一句，文学又是不死的！真个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上世纪80年代，政治气候有了好转，不用说新人辈出，新作无穷；许多老作家，也焕发了笔头的第二次青春，或写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回忆录，或写怀人、记事的精彩散文，甚至长篇小说，前述上海老作家中不乏这样的人；这更是为读者、为后代造福，令人敬仰不已。 
  2003年9月27日完稿 
  （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1期）   
  赤子作家骆宾基(1)   
  我初读骆宾基的作品，不是他的处女作长篇《边陲线上》和短篇小说集《北望园的春天》，而是他写的《萧红小传》，那是四十多年前我的中学时代。由这本写得很朴素、篇幅不大的书，我了解了我国早逝的有才华女作家萧红凄楚的身世、坎坷的人生历程和她那颗柔弱、善良而又不屈的心；感受了复杂社会中人性的善和恶、美和丑；同时也初识了骆宾基这个作家，他在日本鬼子初占香港、萧红病重的危难时期，应端木蕻良先生之约，无私地救助她，陪伴她，直至她去世。他是一个有侠骨柔肠的、了不起的人。从此，骆宾基这个同唐初骆宾王只差一个字的名字，我记住了。 
  想不到我20岁来京后，又同作家骆宾基有近四十年的交往，直到他晚年。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恰恰在我来《人民文学》的最初两三年———1953年、1955年之际，骆宾基以锐不可当之势，陆续写出和发表了表现农村生活变革，赞美新生活、新人物之美，质量上乘的短篇小说《王妈妈》、《夜走黄泥岗》、《年假》等作，全被安排在《人民文学》版面较显著的位置，受到读者欢迎和文艺界好评。那几年，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如此迅速地适应解放后的新环境，并快捷地写出一批短篇佳作为杂志添彩的，恐怕只有在鞍钢体验生活、写出了短篇《新的家》和《夜归》的老作家艾芜和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写出了《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的路翎可以与之相匹敌。 
  1955年初春某天，我去看望骆宾基。在西四北大街找见他的寓所。这是第一次同久慕的作家见面。出乎我意料，这位名作家的住处很简陋：从一间临街的铺面式房屋走进去，里间就是他的居所，陈设不多，惟一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那占有半面墙、藏有线装二十四史的匣式书橱。骆宾基其人，大盘脸，小眼睛，浅短的头发杂乱地竖立着，披一件黑色中式旧棉袄，不修边幅，乍一看是一个略带粗犷气质的北方壮汉。骆宾基告诉我，他手头还有一些短篇小说要写作。解放后这几年，他不停地往下边跑。头一两年回到祖籍之地山东，看了几处地方，又参加鲁中南导沭（河）整沂（水）水利工程实际工作，走访附近农村互助组和初级社。这两年在故乡吉林东部的蛟河县农村选了点，常去那儿走动，很少住北京。他说，他在两地了解的一些线索，假如深入下去，可能足够写一两部托尔斯泰式的新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得长期下去，艰苦努力。只能先写点短的。可是描写新现实的短篇小说，要开掘深，达到像批判现实主义短篇大家契诃夫那样的艺术效果，还是不易的。他说：他在解放前生活很不安定。“九一八”事变后跑到关内，先是抗日，后是反蒋，蹲了两回监牢。1949年到北京才算安了个家，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作了。我说：《人民文学》仍缺好作品，等着你继续供应，他满口答应。临出门，我说起主编邵荃麟的严细作风和对作家创作的关心，又引出他一番话。他说：“邵荃麟和冯雪峰，我1937年就相熟了，我对他们很钦佩，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我的领路人。”这次见面，我的感受，这位作家无论是外形的粗犷和心灵的敏感细腻，笔下的精致（有其旧作自传体小说《混沌》及上文列出的新发表的几个短篇为证。他的短篇很讲究构思、剪裁、人物刻画、对白、环境渲染的艺术）或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丰盈的精神追求之间，其反差都是很大的。 
  这之后不久，骆宾基又给了《人民文学》两个短篇力作《交易》和《父女俩》。这两篇在生活的开掘和展示人物心灵深度上，又远胜几篇前作。其中《父女俩》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以来短篇佳作选中。 
  其后一年，我们再也听不见作家骆宾基的消息，这个人，从一切公开场合消失了。 
  但在1957年初春，编辑部忽然收到一篇小说投稿，其用硬笔书写的大个儿倾斜字体，一个个蹦出了格子，铺满一页页稿纸。一位编辑觉得其字体有的难以辨认，将稿件交给了我。我一看，这不是独特的“骆体”———骆宾基的字吗？但署名却是张怀金（注）几个斜体大字。小说的题目叫《老魏俊与芳芳》。小说写了一个可爱的农村小女孩和一位热爱劳动、忠于职守的老饲养员富有人情味儿的关系，是一篇速写式小说，其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表现力，使我更加深信其作品是骆宾基无疑。于是征得执行主编同意，我去西城访作者。仍是在很简陋的住处，骆宾基接待了我。我见他脸色苍白似有点浮肿，一副病恹恹的样儿。这次见我他话语不多。只说：我因胡风问题受牵连，审查一年，三个月不准回家，现在结束了。我去北京南郊农业社体验生活。稿子署名就用张怀金吧，这是我的本名。 
  其后，1957年至1958年，骆宾基陆续在《人民文学》、《收获》、《北京文艺》等刊物发表一些速写式短篇。但我以为，这是他的短篇创作恢复期，似乎没有1953至1955年他解放后创作起步阶段那样一股强劲势头。也没有留下像《夜走黄泥岗》、《年假》、《交易》、《父女俩》那样一些印象深刻的作品。 
  1958年，听说他已下放黑龙江，一边赴农村人民公社体验生活，一边继续写些报告文学、散文等作，包括采访“抗联”李延禄将军，反映“抗联”战斗生活的纪实类作品。《人民文学》杂志一直同他保持联系，期待他重振雄风，有好的短篇面世。我的印象，那几年，黑龙江省的欧阳钦书记、宣传部长延泽民（他本人也是个作家）礼遇从各地调到黑龙江省的一批作家，包括扶植当地的青年作家，给他们一个较宽松、自在的创作环境。因之，作家们心情比较舒畅。我推测骆宾基可能是在这几年，逐渐复苏了从事创作的心劲儿。   
  赤子作家骆宾基(2)   
  记得那是1961年，根据上边精神，文艺界整个儿是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重申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