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小说的平反，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上海出了《重放的鲜花》那本书时。 
  宗璞50年代末调至《文艺报》工作，后来又去《世界文学》杂志当编辑，我们同处一机关。我们之间的个人接触不多。只是下农村劳动时许多人聚在一起，偶尔同她聊几句。宗璞出身学者家庭，西南联大附中的高材生，自己也是一副学者模样，戴深度近视眼镜，性格文静，通外语。但在热闹场合，她也能热闹，喜欢同人聊天，谈读过的书，听故事、讲故事。60年代初期，已过而立之年还是单身，或许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她的理想主义和与文学“相爱”的热度！她或翻译外国文学，或写童话。看来《红豆》遭批评，并没有使她从此沉寂。自然，宗璞后来找到了她的意中人，仍不改她爱文学的初衷。 
  60年代初期，文联大楼有三位活跃的作家（他们均在编辑岗位上），被人们戏称为“大楼作家”，这便是宗璞、费枝、张葆莘。 
  宗璞60年代初期发表短篇新作《桃园女儿嫁窝谷》，深受文艺领导人周扬赞赏。周扬之赞，有深意焉，那就是期望宗璞多写点以工农兵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认为《桃》作是宗璞取得的可喜的进步。那时有个人所共知的说法，就是文艺家应多写工农兵，方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桃》作确实是宗璞深入农村生活（宗璞根据干部轮流下放的规定，下放河北涿鹿县一年）一个可喜的收获。但当时就有读者议论，《桃》作尽管写得不错，宗璞给人印象深的作品仍然是《红豆》。一个作家应该多熟悉了解他所不熟悉的生活，然而全知全能的作家是不多的。毕竟作家往往有他擅长之处。几十年书斋生活养成的宗璞，她的擅长是写知识分子。正像作家赵树理擅长写农民，要他去写城市、工人，他不一定能施展其长。粉碎“四人帮”后，宗璞的文学创作仍是以她最擅长的知识分子题材为主，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如1979年的中篇获奖小说《三生石》和近年在写的长篇力作《南渡记》。 
  宗璞其人别看外表文静，内心却似一团火，憎爱、是非热烈分明，追求理想不息。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发表的《弦上的梦》，是她在“四人帮”倒台后献给读者的第一篇短篇新作，也是我读到的最早一篇以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作品，这篇小说成稿于1978年6月，那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宗璞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敏感和胆识，这是非常可贵的。 
  宗璞的稿件送到编辑部后，最早读它的编辑是胆怯而谨慎的。他认为这篇小说明显的在政治上犯了“忌”，不好发表。复审者读后却觉得这篇小说并没有犯什么忌，如果说它贬斥、唾弃了什么，那是贬斥、唾弃了人民皆曰可弃的“四人帮”和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而赞扬了人民和青年的新觉醒。可是没有想到这篇小说送到主编那儿，他亦采取否定态度，理由是这篇小说“写的干部子弟（指作品女主角梁遐等人）不够典型”，建议退稿。我想这不过是他否定小说的一个托词。作为复审者，我和几位同事商量了，决定采取拖延处理的“策略”。过了些日子，传来天安门事件即将正式平反的消息。我们名正言顺地请示了主编，说要邀请作家开个小型座谈会，谈天安门事件的题材，组织反映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小说。主编欣然同意。宗璞的《弦上的梦》遂被允许请作家“修改”，而不是退稿。于是才有1978年12月号刊物发在较显著地位的宗璞的《弦上的梦》。这篇小说于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张弦和《记忆》   
  张弦这位小说家，也是曾在1956—1957年昙花一现的作家。1956年下半年，他来《人民文学》编辑部送稿，那时英气勃勃，风华正茂。他是一家著名工业企业的年轻技术员。他送的第一篇小说稿是描写建筑工地热火朝天的生活，塑造了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女大学生形象。小说有一股健康的青春气息，表现了作者对时代的热爱和艺术才华。小说原题为《上海姑娘》，被执行主编一本正经地改题为《甲方代表》。小说一发表便被北京电影厂看中，很快改编成电影与千千万万观众见面，恢复了原题《上海姑娘》，张弦一举成名天下知。成名带来了灾祸。年轻的张弦被划为右派。 
  1979年春天，我在北京一个文学界的会上见到了王蒙，王蒙给我通个信息，他说张弦在北京，手上有作品，你们快去找。 
  编辑很快拿到了张弦的新作，但是久不见他将稿子提出来，我有点着急，遂催问他，他说准备退稿。我大吃一惊，我吃惊的是一向写作严谨的张弦，难道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郑重交给《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竟不够刊用水平吗？我要来原稿读了，不禁又吃一惊。吃惊的是这篇题为《记忆》的小说写得如此之好，正可以做本期小说的头条。 
  只要闭上眼睛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作者笔下那位刚走上工作岗位，天真、热情、纯洁的年轻姑娘的形象、细节： 
  他要接见一批新分配到电影发行公司的青年学员。一上了楼，就见小会议室门口站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扎着一对“小扫把”辫儿，腼腆地向他迎来。羞红了的圆脸上，露出一对深深的酒涡。当秦慕平正要伸出手来同她握手时，她却蓦地一扭身，向回跑去，发出一串纯真的笑声，喊着：“部长来了，大家快坐好！” 
  热爱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善于生动、传神地捕捉瞬间即逝的美，这或许正是作家张弦艺术素质、艺术灵气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样一个天真、单纯、可爱的小姑娘，却因为在放映电影时几秒钟的偶一失误，颠倒了电影胶片中的领袖像，而自己人生的命运被颠倒了几十年。这是过去发生的悲剧。而小说更从一个做了这样错事的党的领导干部（市宣传部长）的角度进行反思： 
  是的，记忆是一样好东西。它能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记忆中，不应保存自己的功劳、业绩，也不应留下个人的得失、恩怨。应该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牢牢地铭刻在记忆里，千万不要忘记！…… 
  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不能不说这篇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小说在《人民文学》1979年3月号发表后，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记忆》肇始，随后数年，张弦陆续发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等短篇佳作，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写上述佳作出世记，涉及了某些当事人一时对某个作品的错判，这是对事不对人的，还请原谅。笔者自己的编辑生涯中错判作品的事也有之。之所以直陈而没有采取回避态度，是想显示，经过十几年的禁锢，人们的思想要回复到实事求是的轨道，需有一个过程，有时对一个作品的错判也是难免的，并不奇怪。由此也可知，佳作的出世在作者和编者都经历了“阵痛”或对“产房”的审慎考虑。   
  茹志鹃   
  ——《剪辑错了的故事》 
  茹志鹃发生全国影响的作品，是1958年在《延河》发表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这篇感染力强，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佳作曾遭好几个刊物退稿，而《延河》的编者慧眼独具，发现了这颗艺术明珠，这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如果没有茅盾先生亲自写文章充分肯定、大力推荐，《人民文学》转载该作，女作家茹志鹃的名声也不会在全国范围内那样迅速扩大，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波。 
  《百合花》无疑是茹志鹃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在时间之河的流逝中能够留存下来的一篇作品。《百合花》究竟有什么特色呢？茅盾先生一语道破，说它的风格“清新俊逸”。风格即是人。风格造就了茹志鹃这个作家；有了茹志鹃其人，才有她作品这样清新俊逸的风格。我读《百合花》感觉最迷人的是弥散在作品中的那种青春气息：青春的战争（一场摧枯拉朽、充满蓬勃朝气的战争）、青春的人———枪筒里插上几枝树枝、野花，见了女人腼腆、害羞，却为正义英勇献出了年轻生命的那个“大孩子”、通讯员；那个“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长得十分俊美的年轻新媳妇。为战争她慷慨地献出自己唯一的新婚花被，后来又将这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沉稳地盖在了牺牲了的通讯员遗体上；还有不应该忘记的，作品中的“我”，那个聪敏、内秀，潇洒、大方，“清新俊逸”的年轻女文工团员的形象。不知怎的，这个形象留存在我脑子里的印象之深，一点不亚于那个小通讯员和年轻媳妇。所以，我一直将《百合花》这篇小说当作青春的诗篇去读。青春是天真的，纯洁、美好的，青春是花是诗，是如火的热情，我想这就是作品永久魅力所在。后来我读作家的短篇《高高的白杨树》、《阿舒》等仍感受了这种迷人的青春气息。要知道，50年代写短篇小说，有青春气息的作家，除了路翎（其代表作为《洼地上的“战役”》、《初雪》）、王蒙、方之（其代表作为《在泉边》）等几位，不能说是很多的。而这样写青春之天真无邪之美之可爱，又常常犯忌，被误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感”的宣泄，这就是为什么《百合花》在发表之前屡遭退稿的一个原因。 
  我受命去看茹志鹃向她约稿，是在她发表《百合花》后的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