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王佐诗中写了海南岛的劳苦百姓，大熟、小熟都不能够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他们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可是王佐还有另一首诗《天南星》：“君看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茅盾先生写道：“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下列‘含泪微笑’式的两句：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郭沫若、茅盾往事(5)   
  茅盾先生60年代初期游海南，无疑对他们这对老夫妇的生活安排、照顾甚是周到。然而此时的茅盾无心游山逛水，他忧国忧民，像他的文学先辈屈原、杜甫那样，心中装的是百姓的冷暖。他在天涯海角发思古的幽情，想到历代被错整“获罪”，由“补天石”变为“路旁石”的良将、名臣，像苏轼那样的优秀士人。想到吏治的腐败，使老百姓忍受饥荒之苦，面有菜色，靠吃野草野菜维持生命。茅盾写的是历史，他期望人们以史为鉴。他心中不会不装着在日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获“罪”的那些由“补天石”变为“路旁石”的开国元勋和那些直率进言的知识分子们，那些在“穷过渡”中曾被折腾得忍饥受寒的人们。 
  “文化大革命”前后，茅盾先生的处境。茅盾不幸而言中。在此后的年月，他也“获罪”了。1964年的文艺整风，文学界重点是查1962年的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直接获罪，《文艺报》发表大块批判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个“资产阶级”除了被公开点名的邵荃麟，还有被内部点名的茅盾先生。茅盾不仅是“中间人物论”的鼓吹者，他还“代表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他“吹捧”陆文夫，给工人作家写信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当年一位文学界领导人在1964年下半年一次内部讲话中讲的。1962年以后仍是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化部长的茅盾，几乎不再在中国文学界的活动中露面，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沈雁冰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茅盾虽被保护，但在那漫长十年的处境，除了挂着个政协副主席的名，他孤独、寂寞、抑郁，跟被冷落的“路旁石”也差不多。1970年仍有文学爱好者写信向他求助。茅盾在回信中说：“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思想多、极严重 ，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沈雁冰 一月二十六日。”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境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继续待在一边做“路旁石”了。 
  四、郭沫若和《人民文学》杂志、政治风雨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给《人民文学》写考古文章。郭老对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杂志向来关心，除了为刊物题写刊名，《人民文学》向他约稿，他差不多是有求必应。而《人民文学》也愿意有郭老这样的大作家给它写稿，以光篇幅。最早是1953年下半年，编委会改组，邵荃麟就任主编，他请郭老赐稿。没想到郭老给的是篇考古文章，但不长，是讲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最初发掘出来的很精彩、神奇、浪漫的战国时代楚国帛画，漆器等，郭老还请人摹临绘了彩色插图，人、神共舞，非常好看。编辑部有人认为郭老文章不是文学作品，是否有必要发表？主编荃麟主张发表，彩色插图也要制版发表。荃麟说，郭老不论写什么，我们都要发表。荃麟是对的，对郭老的文章应当尊重；何况刊物刊登作品路子广一点，对作家、读者都有好处。我当年兼作杂志的版式、美术发稿编辑，我完全按荃麟的意图作了，对郭老文章破例地配以道林纸单页彩色插图。1956年起郭老开始写他的“百花齐放”诗，到1958年4月9日结束，共写了101种花。郭老说，这是个吉祥的数字，它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郭老给《人民日报》写，也给《人民文学》发表过一些。在《人民文学》发出的，我记得当年的执行主编秦兆阳还专门让编辑部的人去请木刻家刘岘为其配插图，使文图并茂。 
  与严谨现实主义的小说家茅盾不一样，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的郭沫若，什么时候都不中断写作。1958年陈白尘主持《人民文学》的编政，反右扩大化后，刊物出现稿荒，尤其缺好稿。这时白尘（白尘与郭老是老交情了，他是戏剧家，郭老也写戏，从抗战时期，他们就熟了。）向郭老求救。郭老欣然赐给《人民文学》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在刊物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在当年恐怕是该刊阅读率最高的一篇作品。再就是郭老的新编历史剧《武则天》，也是196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郭老不同于坚持严谨现实主义小说写作的茅公。茅公在50年代初期确有继续写小说的念头。但随着政治运动不断（而且往往是文艺界首当其冲，如武训传批判，反胡风运动，等等），1957年反右和随后的“大跃进”（当年文学界也提出了“文学也要大跃进”，甚至也要“放卫星”）以后，茅公肯定断了重写小说的念头。（1959年3月2日，茅公曾有写给《中国青年报》文艺组的信一封，其中就讲到他正在写的小说已经搁笔。）他还说，“本来去秋和你社的同志说，我这部东西即使写起来，也会使人失望的，而且题材又不适合于青年……但现在，则连这一点也拿不出来，真是惭愧而且也十分抱歉。”茅公所讲，符合他当年的实际情况，他在小说创作上只有搁笔的选择。但在郭老这位诗人气质的情感型浪漫派作家，他好像什么时候都能写，不存在搁笔的问题。他建国后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尽管人们的看法有分歧，但我认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艺术质量，且有郭老个人自己的风格，还不能说是简单配合所谓政治任务的草率之作。而且郭老的创作速度虽说快，但他也是严肃认真的，《武则天》剧本写出来后，他曾广泛征求过文艺界及学术界专家们的意见。   
  郭沫若、茅盾往事(6)   
  郭老曾应《人民文学》之约，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是发表在该刊1959年1月号的《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组织郭老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引发文艺界对这个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各种文艺刊物上登出不少作家、评论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但有些文章是从政治上唱高调，如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文艺要“反映不断革命”之类，但较少从文学本身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结合”问题来进行探讨。因此编辑部萌生了要请郭老这位浪漫主义大作家谈谈“二革”相结合问题的想法。陈白尘责成我们评论组综合“二革”结合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准备一个书面提问，以便拿给郭老参考。我们起草了一个书面提问，大约准备了七八个问题吧，拿去请白尘过目。1958年年末的一个下雪天，白尘带着我和评论组的另一编辑沈承宽，驱车前往郭老在北京西城大院胡同的寓所。那时郭老似乎还当着政务院副总理，他住的院落是很宽敞的，环境也好。记得白尘一见郭老，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跟你拜个早年”。大约也就一周左右时间，郭老写好了他的答问。白尘遂按计划将郭老的答问登在1959年第1期。文中主要讲了他对浪漫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及“二革”结合问题的看法，此外还回答了作者们关心的文学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郭老写文评介毛主席的《词六首》。郭老为《人民文学》写的第二篇文章，是1962年4月21日，毛主席将他的词六首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知《人民文学》前去中南海取稿，编辑部负责人胡海珠急忙亲自跑去西门取回。《人民文学》准备5月那期发表的时候，编辑部的人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于是倡议出来了，可能是陈白尘先想到的：立即去请郭老赶写一篇读毛主席词六首的文章。说干就干，五一前夕，陈白尘驱车前往郭老寓所，我也随同去了。郭老已搬家到前海西街18号。那天的记忆仍然清晰。见到了郭老夫人于立群，他家大客厅里有很大的桌子，她在那儿练字，画画。她的字自成一家，每个字的个儿很大，敦实、丰润。我们去到里边郭老的小客厅就座，那里挂着傅抱石很大一张画。白尘的要求，郭老欣然接受。随便聊了一些话，我们就告辞了。我们走后那两天，郭老是很忙的，曾几次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接着在5月1日赶写出《喜读毛主席词六首》那篇文章。5月9日，郭老收到编辑部给他的小样，立即写信送给毛主席，请他“加以删正”。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刊登郭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