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小伙子手脚并用地往我这边爬过来，斜着眼睛望着我，眼睛睁得太大了一些。他咳嗽了两声，摇晃了一下脑袋。
  “你不想打架吧。”我说，“这一阵子你的体重减轻得太多了。”
  他想打架，他像用弹射器射出去的飞机一样向我扑过来，弯着腰扑向我的两腿。我身子往旁边一侧，紧紧卡住他的脖子。他的两脚拼命蹬着地，终于挣扎起来，腾出两手，狠命往我身上娇嫩的地方打。我把他的身子扭过去，把他托举起一点来。我用左手握住自己的右腕用右面的胯骨顶住他。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谁也没有能搬动谁。在雾气茫茫的月光下，我们俩人好像雕塑在那里，气喘吁吁，四只脚紧抠着地面，像两个奇形怪状的动物。
  我这时已经用右胳臂抵住了他的气管，两只胳臂的力量全都用在右臂上。他的两只脚在地上胡乱蹬了一阵，不再喘气了。他已经被我勒得闭过气去，左脚向一边叉开，膝盖变得松软。我继续勒了他一分钟。他瘫软在我的胳臂上，重得我几乎抱不住。我把手松开。他趴在我脚底下，晕了过去。我回到汽车里，从放手套的储物箱里取出一副手拷，把他的手背过去，铐上手铐。我托着他的腋窝，勉强把他拉到篱笆后面，不让过路的人看到。我又上了汽车，把它开到山上一百码远的一个地方，上了锁。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有苏醒过来。我把房门打开，把他拖进去，关上门。我喘得厉害。我打开一盏灯。他的眼睛眨巴了两下，睁开了，使劲瞪着我。
  我弯下腰去，尽量避开他的膝盖，对他说：“老实点儿，不然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老实躺在这儿，别出气。憋着，憋着，直到你实在憋不住了，你就对自己说，你非喘口气不可了，你的脸已经憋青了，你的眼睛已经鼓出来了，你非得马上喘气不可。可是你被绑在一把椅子上，你是在圣·昆丁监狱里一间干干净净的小毒气室里，等你吸进一口气以后，你就会懊悔不及，不该吸气了。因为你吸进去的不是空气，是氮化钾的烟雾。这就是咱们国家吹嘘的人道主义处决。”
  “×你妈。”他轻声叹口气说。
  “你还是得老实招认不可，小兄弟，别以为你能挺得过去。我们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不叫你说什么你就不能说什么。”
  “×你妈。”
  “再说一句我就在你脑袋底下垫个枕头。”
  他的嘴动了动。我叫他躺在地板上，手腕铐在脊背后面，半边脸塞在地毯底下，露在外面的一只眼睛像野兽似的闪着亮。我又开了一盏灯，走到起居间后面的过道里。
  盖格的卧室好像有人进去过。我打开过道对面对着盖格卧室的一扇门，这次这间屋子没有锁着。屋子里昏暗的灯影摇曳着，空中有一股檀香味。橱柜上一只小铜盘里并排留下两堆香灰。屋里很明亮。两只一尺高的烛台上有两根黑色大蜡烛，烛台各自竖在一张高背椅子上，床两边每边摆一把。
  床上躺的是盖格。两块原来悬在起居间的长条挂毯斜搭在身上，构成一个×形十字架，正好把中国式上衣前胸上的血迹遮住。他那两条穿着黑色睡裤的腿在十字架下面直挺挺地伸着，脚上穿着白色厚毡底拖鞋。十字架上面，盖格的两只手臂折回来，交叠着，手掌平贴着两肩，手指拢在一起，伸得整整齐齐。他的嘴巴闭得紧紧的，陈查礼式的小胡子看上去像是贴在唇上的胡须。一只大扁鼻子青一块、紫一块，眼睛闭着，但是闭得不很紧。一只假眼珠闪着微光，好像在向我眨眼。
  我没有碰他的身体，我甚至没有走近。他一定已经冷得像冰块，僵硬得像块木板了。
  门打开以后，一股冷风吹得蜡烛直淌泪。一滴滴的烛泪顺着烛身流下来。屋子里的空气非常龌龊，好像不是真的。我急忙退出去，关上屋门，重新回到起居间。小伙子仍然在地上躺着。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等着警笛的声音。问题都在阿格尼丝什么时候开口和开口谈什么了。如果她谈了盖格的事，警察就可能随时闯到这里来。但是也可能她好几个小时都不开口。她甚至还可能溜掉了。
  我低头看了看那小伙子：“想坐起来吗，孩子？”
  他闭上眼睛，假装睡觉。我走到书桌前面，把深红色的电话机拿起来，接通了伯尔尼·奥尔斯的办公室。他在六点钟离开办公室回家去了。我又拨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他在家。
  “我是马洛。”我说，“你手下的人今天早上在欧文泰勒身上发现有一支左轮手枪没有？”
  我从听筒里可以听到他清喉咙的声音，我知道他是在故作镇静，不想让我听出来他惊诧的声音。
  “有没有，警局档案里会有记载的。”他说。
  “如果他们发现了手枪，里面会有三只空弹壳。”
  “你怎么会知道？”奥尔斯语气平静地问。
  “你不妨到拉维恩·特雷斯7244号来一趟，月桂谷大道的一条叉路。我可以叫你看到子弹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件事吗，啊？”
  “就是这个。”         
  奥尔斯说：“你留神窗户外头，会看到我从拐角那边走过来的。我一直认为你在这件事情上有点鬼鬼祟祟。”
  “鬼鬼祟祟这个词儿可用的不是地方。”我说。
  第十八章
  奥尔斯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这个年轻人。卡洛尔坐在长沙发上，斜身靠着墙。奥尔斯一声不出地望着他，两条淡白色的眉毛弯弯的、一根根的扎扎着，像富勒尔制刷公司免费赠送的两把刷瓜果的小刷子。
  他问小伙子说：“你承认打死了布罗迪吗？”
  小伙子声音闷哑地回答了他爱说的那三个字。
  奥尔斯叹了口气，望望我。
  我说：“用不着他承认。他的枪已经被我拿过来了。”
  奥尔斯说：“要是每次我听见人们对我讲这三个字我能得一块钱，我就发财了。这句话怎么那么有意思？”
  “骂人不是为了有意思。”我说。
  “你这话我得记住。”奥尔斯说，转过身去，“我已经给怀尔德打过电话了。咱们一起去看看他，把这个小流氓带着。他跟我坐一辆车，你开车跟在后面。万一他在我车里不老实，想动手动脚什么的，也有个照应。”
  “你对卧室里那物件喜欢不喜欢？”
  “太喜欢了。”奥尔斯说，“小伙子泰勒从码头上摔下去我看是件好事。他把那个老流氓干掉，我真不忍心把他送进死牢去。”
  我回到那间小卧室，把黑蜡烛吹灭，叫它自己去冒烟。当我再回到起居间的时候，奥尔斯已经把那个小伙子弄起来了。小伙子的一双黑色眼睛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脸色苍白，紧绷绷的像块冷冻的肥羊肉。
  “咱们走吧。”奥尔斯拉着他的胳膊说，那姿势就像很不情愿接触他身体似的。我把所有的灯都关掉，跟在他们后面走出房子。我们上了汽车。在漫长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我开车紧紧盯着奥尔斯的汽车后面两个闪闪发亮的尾灯。我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到拉维恩·特雷斯去。
  地方检察官塔加特·怀尔德住在拉斐德公园和四马路拐角的地方，他那套白色的住宅差不多和电车库房一样大。房子一边有一座红砖砌成的车棚，前面是一大片绿茵菌的草坪。这种坚固的、老式的房子经常由于城市不断向西扩展而整幢整幢地迁盖到新市区去。怀尔德出身于洛杉矶一个古老的家庭，说不定就可能是生在这幢房子里。不过那时这幢房子一定还坐落在西亚当斯，或者是菲格罗亚，再不然就是在圣杰姆斯公园那一带。
  行车道上已经停了两辆车，一辆挺大的私人小汽车和一辆警车。一个穿制服的司机倚在警车的后挡板上，一边抽烟一边赏月。奥尔斯走过去对他说了两句话。司机望了望奥尔斯汽车里的那个小伙子。
  我们来到房子跟前，按了按铃。一个把金黄色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的男人开了门，领着我们走进大厅，穿过一间摆满深颜色笨重家具的半地下起居室，走到另一头的一个客厅。他敲敲门，走了进去，替我们把门大开着。我们走进一间嵌着护墙板的书房，书房尽头是一扇敞开的落地式窗子，窗外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夜色中的花园和一片神秘的树影。顺着窗户飘进一股潮湿的泥土和鲜花的香气。墙上悬挂着几张已经褪了色的大油画，屋里安放着几把安乐椅，摆着一些书。在泥土和鲜花的芬芳中还掺和着一种高级雪茄烟味儿。
  塔加特·怀尔德坐在办公桌后面。他是个中年人，身体已经开始发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里除了存心做出来的友好表情之外一无所有。一杯咖啡摆在他面前，他那修剪得非常整洁的左手手指上夹着一支带花纹的雪茄。还有另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蓝色的皮椅上。这个人面色凶狠、眼光冰冷，浑身瘦得像把草耙子，冷酷得像一个当铺老板。
  他的一张脸修整得干干净净，好像胡子刮了还不到一个钟头。他穿着一套熨得笔挺的棕色西装，领带上别着一颗黑色的珠子。这个人手指细长，有些神经质，看上去头脑非常敏捷。他气哼哼地坐在那里，好像憋足了劲儿想和人大吵一架。
  奥尔斯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说道：“晚上好，克罗加格，这是菲利浦·马洛，一个遇着点麻烦的私人侦探。”说着还咧嘴笑了笑。
  克罗加格看了看我，连头也没点一下。他像是看一张照片似地把我上下打量一遍，然后才微微动了动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