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小舅舅就躺在妈妈身边的小摇篮里。当他哭的时候，妈妈会轻轻地推一推摇篮，接着继续绣花。挣来的一点小钱都交给了外婆，有的时候，她也偷偷地为自己存下几个小铜板。在小舅舅生日的那一天，为他买了一个小金器，穿上一根红色的丝线，挂在小舅舅的脖子上。
小舅舅虽说是什么都不懂，可是他紧紧地抱住了妈妈。当他松开手的时候，在妈妈的脖子上流了一脖子的口水。连小舅舅都常跟我们下一辈的孩子说：“老话一点都不错，大姐就是半个母亲了。”小舅舅第一次开口，学会的是叫一声“姐姐”。这把妈妈乐得嘴都合不拢。妈妈常常抱着小舅舅在街上晒太阳，突然有人在问：“你是朱秀金吧？”（母亲参加革命前的名字。）
“是啊。”妈妈茫然地抬头望去，只见小学老师朱炳涤站在她的面前。
“你这么好的成绩，怎么就不读书了？”
轻轻的一声问话，像洪水决堤一样把妈妈全部的生活给颠覆了。千丝万缕，说什么好呢？已经被忘却的痛苦，已经不再去翻动的书页，为什么要再一次被回忆，被唤醒？已经愈合的伤口，为什么还要重新被撕开呢？眼泪顿时涌上了眼眶，妈妈说不出口，说不出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她说不出。穷，在妈妈看来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她抱着小舅舅转头走回屋里。可是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地往下淌。刹那间，妈妈几乎是大声地哭了出来。外婆从厨房里探出脑袋：“秀金，谁欺负你了？”
“没有。”妈妈努力做出快乐的样子，抱着小舅舅又跑回到大门外。
一抬头，只见朱老师还站在那里。她愣住了，又不敢看朱老师。朱老师也没有再多提问。他们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小舅舅多不懂事，还在那里拽妈妈的头发，妈妈真是不知该怎么办好。朱老师从包里拿出一片小纸，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然后对妈妈说：“有空来我家一次。”
妈妈到朱老师家去了。妈妈说，她第一次看见，一个人能有那么多的书。她在朱老师的书橱前逗留着，眼睛都花了。
朱老师问妈妈：“你为什么不去考无锡县女中？那是最好的女子中学。”
面对面地看着老师的时候，不用再考虑到路上行人的目光了，妈妈终于有勇气说实话：“家里不会给我钱去读书的。我们家很穷。”
“你先去考试，考取了，我们再来谈学费的问题。”
听老师的话，妈妈去考试了，并且考取了。朱老师说：“第一学期的学费我会给你出的，将来的，就靠你自己考奖学金了。”
妈妈知道这话的分量，她点了点头。回到家里，摘下了小舅舅脖子上的小金器，用它换了一点钱，买了第一学期的写字簿。妈妈没有辜负朱老师的期望，从此她每一学期都考到了奖学金，读完了初中。妈妈常说：“我多想回无锡看看，我一直想打听打听，朱炳涤老师在哪里。你都不会相信，就是他让我读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可是，母亲到临终也没有完成自己的愿望。就是在病危的时刻，她还在跟我说着关于朱老师的故事：他们家有好多好多的书啊！
记得，全校英文比赛的时候，妈妈考了99分，得了第一名。其他班上的同学都跑去看热闹。是谁啊，拿了第一名？因为已经有两届的第一名是空缺的。妈妈穿着一件灰色的旗袍，小小的校徽别在旗袍的左上角，她觉得自己那么穷，衣服也穿得不好看，真是见不得人。她挪动着步子，一点一点往人群里面躲藏。突然她听见有人在轻轻地说：
“是她，长得真好看啊。”
“还那么聪明。”
“她真幸福啊。”
妈妈激动地想抬头看看是谁在说这些话，她从来没有朝镜子里好好看看自己，她甚至从来对自己的长相没有认识。她只知道自己家里穷，只知道穷是丢人的。对自己，她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现在，她满脸通红，这个激动让她没有勇气朝说话的人望去。但是，这个形象走进了母亲的记忆里，长这么大了，她才知道自己是长得好看的；长这么大了，她才明白，一个人的智慧，是足以构成一份自豪的。这个形象让她自悦自喜。终于，穷对她来说变得不是那么可耻了，她在自己身上，开始渐渐地认识到一份价值，有时也会感到心醉神迷。这次英文比赛的奖品是一打铅笔和一打笔记本。妈妈说，她就是用这些铅笔和本子读完了中学。
一九三六年，妈妈在五百多名的考生中，名列第五，考取了江苏镇江师范学校。左一为妈妈朱微明
上大学对妈妈来说是一份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奢望。她从来没有企盼过。她决定去报考镇江师范学校，和爸爸考师范的理由是一样的，不用付学费。自然，考的人就特别多。但是，这时候的妈妈已经再也不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份怀疑了。
那一年，学校招二十人，但是有五百多人去报考。妈妈考了第五名。那是一九三六年，妈妈已经二十一岁了。妈妈依然记得外婆的故事，穷秀才十年寒窗，最后考取了状元，娶走了有钱人家的小姐。妈妈努力读书，因为她坚定地相信，只要读好书，就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妈妈不相信个人的努力在历史的潮流中会显得微不足道。不，她不相信。她更不相信什么宿命论，她只相信，只有个人的努力才会改变命运。
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妈妈回家度寒假。那时候的母亲，心里充实极了，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她的同学徐冠雄跑来问妈妈：“你读了那么多的书，愿意用这些知识去帮助穷人吗？”
“当然愿意！我自己就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学到了知识。我怎么会不愿意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每天晚上，义务去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
“好的！”
晚上，妈妈来到纺织厂后面的小板棚里。那里挤满了女工，一盏小小的汽灯挂在黑板前。妈妈给每一个人发了一片小纸，走近她们的时候，妈妈才看清这些女工穿得破破烂烂，很多人身上的衣服，已经看不见原来的布是什么样子了，只见补丁落补丁地连成了一件衣服。一位迟到的女工最后走进来，妈妈过去和她握手。她犹豫了片刻，才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因为她的右手在织布的时候，卷进皮带里，被轧断了手指。她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的左手又硬又粗糙，像一把大钳子似的，狠狠地夹住了妈妈的手。
妈妈羡慕地说：“你真有劲啊！”
女工不好意思地笑了：“朱先生，我们是大老粗。你多原谅了。我们人笨，不会读书，你千万不要笑话我们。回去后，我会复习的。”
上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人昏倒了。因为她一天没有吃饭。徐冠雄匆匆忙忙到外面给这个女工买了一个大饼。回来的时候，徐冠雄走到讲台上大声地说：“我们成天劳动，可是我们依然没有吃，没有穿。资本家不劳动，不干活，他们却吃不完，用不完。这是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
整个教室发出一片嘘嘘嗦嗦的声音……
听到这里，我笑了。我说妈妈：“这是你真实的经历，还是你后来在所有共产党的宣传材料里看来的？怎么跟我小学课文一样，跟我在所有的电影里讲的故事也是一样的？”
“徐冠雄还活着嘛，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你去问问。是真的，还是我编出来的。那真是我第一次到工人夜校，第一次接受马列主义，第一次知道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我哪里会想到，还有比我穷的人啊。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些夜校都是无锡的地下党办的。”
不知道是我无法理解过去，还是过去改变了母亲。我总觉得他们的言语里有一种模式，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口气。大家说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感觉，甚至连措词和细节都会在这种感觉下变成统一的。我希望妈妈过的是自己的生活，但是，自然的力量比我的想象力更强大。事情就是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命运渐渐地统一化了，并且信以为真。再要改变，已为时过晚。
而我，也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传染上另一种模式。
真要命啊。
加入革命队伍
“加入革命队伍”，这就是我父母的语言，我努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他们真实的状态。因为这是他们的岁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我更愿意看见他们真实的形象。
一九三○年，二十岁的爸爸正拿着彭馥渠老师的推荐信跑到上海。他考取了“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经济学系（这是个免交学费而且提供膳宿的大学，原为国民党暗中培养反共分子的学校。但是，学生大多数出身贫寒，结果却培养了很多倾向共产主义的学生）。
爸爸常常逃课，有一次终于被教授在图书馆里抓住了。老先生看了看爸爸，一句话都不说。爸爸尴尬极了，就像当年从床底下被彭先生抓出来似的，不知该怎么解释。
爸爸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世界名著。”
教授说：“书，是永远看不完的，课还是要来上的。”
最糟糕的是，爸爸常常从图书馆偷一些“禁书”拿回宿舍去看。当时，他偷回去看得最多的是《资本论》。他和同学许涤新、马亚人一夜一夜在那里讨论，后来他们都被马列主义征服了，他们又和黄大德、马纯等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