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土中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割让出去”。俄国的边界距离女王在印度的领土只有数天的行军路程，这是造成恐慌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激烈的争论，国会终于在1876年通过了议案，宣称维多利亚不仅仅是一位加冕四十多年的女王，还是一位女皇。她本人也很喜欢这一说法：在赐给迪斯雷利的圣诞贺卡中，她的签名是“女王兼女皇，维多利亚”。
在这种看似肤浅的手段之后，是更为实际的措施。在日益紧张的局势下，英国越来越担心它的领土会被对手夺走。英国人和俄国人都致力于在对方的国土上建立间谍系统，试图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并拉拢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士。旁遮普骑兵团的麦克林（Maclean）上校是19世纪80年代那些受委派监视波斯、印度和阿富汗边境活动的间谍之一。他建立了一些由当地商人和电报运营者组成的团体，并且鼓励他们打听传递有关这一地区事态发展的消息。麦克林的目标是穆斯林的神职人员，他送给他们围巾、地毯、雪茄甚至是钻戒，以显示与英国合作的好处。麦克林为这些贿赂行为辩护说，这是拉拢当地权势人物的必要手段。然而，这些礼物最后都被当地统治者用来在这片让外部势力激烈竞争的动荡地区上强化神权。
真正让英国人担心的是俄国的意图和能力，以及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对印度施加的压力。伦敦开始将重点转到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上，迪斯雷利建议女王做好授权派遣英国军队进入波斯湾的准备，同样，作为印度女皇的她还应该命令她的军队将俄罗斯人逐出中亚、赶回里海。局势愈发紧张，总督利顿勋爵（Lord　Lytton）在1878年至1880年间两次下令入侵阿富汗，并在喀布尔统治家族中扶植了一个傀儡。英国锲而不舍地劝说波斯人签署《赫拉特公约》（Herat　Convention），该公约承诺保护中亚地区抵抗俄罗斯的扩张。但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波斯人在该地区有着自己的利益，而且英国在近期的干预活动中不仅没有帮忙，反而使阿富汗获益，这让蒙受损失的波斯人耿耿于怀。与此同时，英国还采取措施与坎大哈以北的人建立联系，以便更快获取任何俄国人的行动信息，无论是军事还是其他方面。
政府高官们绞尽脑汁，商讨该如何应对俄罗斯可能入侵印度的情况。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系列报告开始从更宏观的战略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从中可以看出英国与俄罗斯在其他地区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也会给东方带来压力：在1877年俄国入侵巴尔干后，一份备忘录探讨了“万一英国加入土耳其一方与俄国开战，他们可以在印度采取哪些手段”；而一份写于1883年的备忘录则怀疑“俄国可能入侵印度吗”；不久之后的另外一份备忘录的题目是“俄罗斯的弱点是什么，以及当前的局势对我们在印度制订的边疆政策有何影响”。这些文件的作者、鹰派人士的弗雷德里克爵士（Sir　Frederick，后来升为勋爵）在1885年被任命为印度英军总司令，这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亚洲局势持悲观看法，即便在1886年英国获取了俄军上将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的一系列入侵计划。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亨利？布拉肯伯里（Henry　Brackenbury）认为，从俄国人的进攻意愿以及沙皇军队的准备程度来看，俄国的威胁明显被夸大了。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曾经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议员和万灵学院（All　Souls）的奖学金获得者，但是在当了十年的印度总督后，变得愈发目中无人。他看不到俄国在东方利益的背后有什么大计划、大战略。他在1889年写道：“俄罗斯人的策略既不统一，也不犀利，更不持久。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多变的计划，它依赖于事态的发展。他们期望从其他人的失误中获利，但犯错的又往往是他们自己。”
俄罗斯对中亚大局特别是印度的态度，的确有些虚张声势和一厢情愿。军中不乏头脑发热之人谈论着取代英国成为印度次大陆统治者的宏伟计划；一些实际行动也付诸实施，似乎表明俄罗斯对待利益并不消极。例如，一些官员被送去修习印地语，为即将介入印度做准备。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也送上门来，如旁遮普大公达立普？辛格（Duleep　Singh）就写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希望“约250万的同胞能从英国统治者的残酷枷锁下被解放出来”，并宣称其“代表了绝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印度王公”。这似乎是在公开地邀请俄国人将国境线向南推进。
然而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一方面，如何将新近征服的广袤疆域纳入帝国管理体系，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个难题。被派到突厥斯坦的官员们埋头于复杂且错误百出的土地登记工作，在精简当地税务和法律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阻力。这引发当地民众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抱怨，加上伊斯兰教影响着这些帝国治下“新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使得圣彼得堡内阁将之称为“我们东方边境上的宗教狂热”。对这些新领土可能发生暴动和叛乱的担心如此强烈，以至于俄罗斯免除了当地的强制兵役制度，征税标准也被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刻薄地指出，连俄罗斯的农民都没有享受过如此慷慨的待遇。
另一方面，人们对当地居民的看法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俄国批评家们提醒民众不要抱有像英国人那样的偏见态度，他们注意到英国士兵“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塔什干集市中的商贩。据说，一位英国上校的妻子曾经拒绝参加克什米尔大公的晚宴，并称后者是一个“肮脏的印度人”。然而尽管有这些批判，俄国人的态度也没有开明到哪里去。沙皇的官员们也许会相互抱怨英国对待当地人的方式，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言行有何不同。一位在19世纪来到印度的俄国游者写道：“所有的印度人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全部的才智和灵魂都奉献给了最可怕的高利贷。这些被诱骗上当的当地人真是活该倒霉！”
尽管如此，人们对俄罗斯即将触摸到新世界仍然深感振奋，正如内政部长皮奥特鲁？瓦鲁耶夫（Pyotr　Valuev）在1865年的日记中描述的那样：“切尔尼亚耶夫（Cherniaev）上将已经占领了塔什干。没有人知道此举的意图何在……但是我们在帝国遥远边疆所做的一切事情总是那么的喜人。”疆域扩张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俄罗斯人第一次来到了阿姆河畔，接着是乌苏里江，现在又到了塔什干。
尽管面临着这么多的新困难，但俄罗斯对东方的影响和介入仍在不断地推进，加速打造着属于自己的丝绸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以及与中国的连通立即带来了贸易的繁荣：1895年至1914年间，俄罗斯的贸易量几乎涨了三倍。新的企业实体，比如为在远东的经济扩张提供资金支持的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的成立，为这些发展提供了支持。俄国首相皮奥特鲁？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在1908年告诉杜马（Duma，俄罗斯议会），俄罗斯的东部是一个前景广阔、资源丰富的地区。“我们偏僻而荒凉的边疆蕴藏着大量的黄金、木材、皮毛，拥有适合耕种的广袤土地”，他提醒说，尽管目前人口稀少，但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俄罗斯必须抓住眼下的发展良机。
不过对于同样希望精心维护其远东地位的英国人来说，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打开中国的市场尤其困难。例如，在1793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英国使团在向乾隆皇帝提出建立贸易关系的请求后遭到了傲慢的对待。中国的关系网络渗透到“天朝治下的每一个村庄”。因此，大清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道，英国的请求真是出乎意料。“正如你的大使亲眼所见的，”他继续写道，“我们拥有一切。我不认为奇技淫巧有何价值，贵国的产品没有用处。”
事实上，这是在自我吹嘘，清朝后来还是同意了这些条款。这种强势的答复恰恰是基于对英国人得寸进尺的敏锐认识，因此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种疑虑并没有错，一旦被授予了贸易特权，英国人便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保护并扩大它的利益。贸易扩张的核心是鸦片销售。尽管这遭到了中国人的强烈抗议，他们对药物上瘾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愤怒不已，但英国政府却对此不屑一顾。鸦片贸易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更加猖獗，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