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你要去找医生看看。我们找辆出租车，到医院去吧。”
  “不用。”赖安挣扎着想坐起来，但最后只是抬了抬头。“不要去看医生，也不要去医院。”
  “但是你……”
  “不。”他抓住她的手腕。“扶我起来。”
  西莉亚一只手臂托住他的腰，同时，赖安自己也用手撑着床，坐了起来。他艰难地把脚放到地面上，一阵眩晕向他袭来，他觉得要呕吐。
  “这些都是烧伤吗？”她问。“我们还是把它清理一下吧。”
  西莉亚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把手枪。此前韦斯把赖安的手枪还给了他，另外还有他的车钥匙、钱包。西莉亚打开抽屉，把手枪放了进去。
  她强忍着泪水，走到房间角落处的盥洗池旁，塞好放水的塞子，打开水龙头，然后又回到赖安身边，弯下腰，握住他的手。
  “来吧，”她说。“站起来吧。”
  赖安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一部分躯干的重量依靠了西莉亚的搀扶。他们俩步履蹒跚地走到房间角落，西莉亚腾出一只手，试了试水温，关掉了水龙头。
  她拿了一条毛巾，在水里打湿。她朝赖安腰部的那条毛巾伸出手，说：“把这个拿掉。”
  赖安按住毛巾不放。西莉亚用力拉扯着，赖安则竭力抵抗。
  “我有三个弟弟，还是《国家地理》杂志的常年订户，”她嗔怪道。“那个下面我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见过？”
  赖安由着她把毛巾扯掉了。她把毛巾丢在地上，看到的景象让她不由得用手捂住了嘴。赖安连忙用手捂住自己被烧焦的阴囊，西莉亚则在一旁啜泣。
  “我要杀了他们。”赖安说。
  西莉亚拭去脸上的泪水，把盥洗池中的毛巾拧干。
  “我知道。”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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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伦·韦斯和卡特相向而坐，他在仔细打量着这个英国人。煤油灯闪烁不定的灯光使卡特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他们两人之间放着一瓶伏特加，已经喝掉一半。韦斯拿起酒瓶，把两人的杯子倒满。
  卡特拿起自己的杯子，送到唇边，一口喝光了杯中的酒。酒很烈，他被呛得咳嗽起来。
  周围一片黑暗，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寒惠率率的声音，可能是老鼠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在这个被人遗弃的农舍中做了窝。格雷斯和华利斯两人睡在农舍的另一个房间里。
  “你觉得你很聪明。”卡特说。因为伏特加喝多了的缘故，他的口齿有些不灵活了。
  “是的，我是觉得自己很聪明。”韦斯说。
  这倒不是谎话。戈伦·韦斯知道，在他接触到的人当中，他还有遇到比他聪明的。这倒不是说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一他这一辈子还没有哪一次考试及格过呢——而是说他见多识广，阅人无数，在和人打交道方面智商很高，也有一种直觉。
  现在，他的直觉告诉他，卡特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但是，他无法独自完成任务。华利斯和格雷斯呢，他们充其量是两名步兵而已，虽然是两名训练有素的步兵。麦考利夫是卡特最好的手下，把子弹射进他的脑袋，让卡特大为伤心。
  对面的卡特冷笑起来。“你还没有聪明到想到这个点子。”
  “但是聪明到把这个点子付诸实施。”
  韦斯赶往都柏林和南非人托马斯。格鲁特会面的时候，在西柏林停留了几天。每次去柏林，韦斯都很喜欢那里的气氛。他喜欢那种悬而未决的感觉，喜欢那种共产主义政权之下西方的颓废感。把柏林这座城市一分为二的那个障碍物让他着迷。“柏林墙”是某种残酷行径的象征。他沿着铁丝网和水泥路障组成的“柏林墙”走了很长一段路，东德士兵手持自动步枪，阴沉着脸，密切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以他对这个国家地理知识的了解，虽然他知道这根本不可能，他还是设想着他出生的那个城市位于“柏林墙”的另一边，那该多好啊。他的故乡茨维考现在生产“卫星”牌汽车了。那些享有足够特权的东德人才能够买得起这种一颠就会散架的汽车。在风暴来临之前，韦斯的父亲就察觉到他们这一帮人将会被席卷而去，于是，他迅速逃到了美国，在布鲁克林安顿下来。本杰明·韦斯撇下他的两个弟弟、他妻子的坟墓，在大西洋彼岸找到了自己的新起点。
  战前，戈伦·韦斯还是小毛孩，为父亲打打下手往药瓶子里装药片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了社会主义。他甚至在布鲁克林学院参加过几次共产党的聚会。在大部分情况下，他去那里只是为了泡妞。那些大学女生站在美国工人阶级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大加鞭挞，她们严肃而真诚的举止让他觉得耳热心跳，她们听报告时的蹙额皱眉让他心驰神往。
  他终于鼓起足够的勇气，大着胆子约其中一个女生出去了。请你吃冰淇淋，他说。这个女生有着一头齐刷刷向后梳的金发，脸上点缀着三四个粉刺。他记得她叫梅里莎。她当时彬彬有礼地说，那很好啊，但是，不行，谢谢你。说完这些，她就回到自己的那一帮朋友中去了，留下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他汗津津的手里抓着一卷传单，看着那帮女生绝尘而去，一路洒下银铃般的笑声。
  他听到她们说到“犹太佬”这个词，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同时还扭头朝他看。年轻的韦斯把手中的传单撕得粉碎，扔进了附近的垃圾桶。他再也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了。
  韦斯第一次到柏林去的时候，对于左派、右派哪一派在道德上更有优势，他早已没有任何概念了。他在欧洲大陆参加了多次战斗，在这一过程中，他有了如上认识，其中，让他感受最为深刻的是一个村庄，它离魏玛有几英里远，乍一看上去，这是个四周围着篱笆的村庄。他们靠近村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韦斯后来才知道这里叫布痕瓦尔德。除了他们的汽车发出的轰鸣声，他们还听到了微弱的哭喊声，让人心生怜悯。
  有那么一刻，韦斯觉得自己已经疯了，篱笆后面的一些人瘦得像木棍，好像是刚刚从他的噩梦中逃出来一样。他无法理解，那些形容枯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的战友看到那番景象之后，个个惊讶不己，默默流泪，同时用手掩住口鼻，遮挡阵阵恶臭。他们从车上下来，走在面如死灰、表情呆滞的人群中，不时见到成堆的尸体。德国人在几分钟前刚刚逃走。
  韦斯用随身带着的相机拍了照片，有几张照片上的孩子仰望着天空，几只苍蝇停留在他们毫无生气的嘴唇上。
  德国人投降之后，韦斯了解到，那些苏联人的残忍丝毫也不输于人类的共同敌人——纳粹。韦斯所在的那个团的一名战友说，他们简直就是野蛮人，一群野兽。柏林解放后的数周里，他亲眼看见了上述证据，后来，也从逃到美国的苏联士兵、城市废墟中的幸存者口中听到了种种传言。女人躲在地窖和阁楼中，胆战心惊，害怕喝得醉醺醺的苏联士兵进来施暴，在大街上，只要是活着的东西，这些士兵一个也不会放过。
  盟军将德国瓜分之后，苏联人接管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到了苏联人手里，这里的用途并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尽管希特勒是个邪恶的魔鬼，是个疯子，但是，斯大林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韦斯逐渐知道，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兄弟姐妹，是一棵树上结出来的毒果子。它们的那些信条遭遇民族主义的时候，流血就不可避免了。
  1948年，韦斯为了他现在祖国的成立而战的时候，情况即是如此。当时，他已经在布鲁克林待了一年，在他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但是，在他所有的空余时间里，都忙着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参加集会，和那些与他一样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一起，讨论巴勒斯坦地区的问题，谈论正在那里浴血奋战的民族兄弟。不久，他就按捺不住了。他借道意大利，在英国人的鼻子底下，坐船偷偷越过地中海，回到欧洲大陆。他加入了日益庞大的地下军队，很快就成为这支军队的精锐作战部队中的一员。听着收音机里播送大卫·本·古里安宣读的《独立宣言》，他和战友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宣言让他的祖国成为真实的存在，此后，他一直在为之而战。
  六个月前，韦斯在科赫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遇到了托马斯·德·格鲁特。那里离查理边检站不远。格鲁特是个大高个子，虎背熊腰，动不动就出许多汗。大家一般都会认为，一个习惯了故乡土地上千热气候的南非人也许觉得西柏林的初冬有些冷。韦斯当然是这种感觉，但是，格鲁特的衬衫上却被汗湿了，那些潮湿的地方比干的地方颜色要深一些。
  托马斯，德·格鲁特不服务于任何一国政府，或者，换句话说吧，他不为哪个国家的政府工作。对他来说，无所谓什么效忠或者仇敌。只要有人愿意付钱，他就可以提供服务。他的服务是情报。
  桌子对面的德·格鲁特递过来一只马尼拉信封装着的文件。韦斯打开后，很快翻看了一下内容之后，又重新放好。他递给德，格鲁特一只厚厚的信封。
  “你一直是我的优质客户。”德·格鲁特说。
  “这我知道。我感到奇怪的是，我怎么一直没有享受到打折的优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