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英军指挥官休伯特·普卢默将军爵士，怀疑德国人是否会采取这种不义的行动，他只是把这种“姑妄听之”的警告转达给他的部下，而对这个问题置之度外。  
  4月24日德军第二次毒气进攻被加拿大军挫败，他们认出略呈绿黄色的气体正在向他们徐徐飘来。但是，由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怀疑毒气的效力，就认为最初使用毒气来对付整个敌军没有战略价值。但他们却不适当地用于小战区，因此效果微不足道。  
  匆忙地临时准备的防毒面具发给了士兵，但是由于还不知道这种化合物的化学成分，这些防毒面具并不特别有效。与此同时，一位法国间谍夏尔·吕西托正在摸清敌人这个使人惊骇的武器。吕西托伪装成德国的旅行推销员，进入莱茵兰去获取德国军火生产的报道。克虏伯在埃森和曼海姆的巨大工厂是最严格保密的。在曼海姆，这位情报人员看不到有毒气压缩在大小合适的圆筒中运往前线，但铁路油槽车正在向东北方向驶去。  
  吕西托不久就知道这些车辆开往何地和为什么要开去。他向地图一瞥，就知道油槽车是开往埃森的。这位情报人员装成一个出入于克虏伯工人常去的当地酒吧的人。他很善于窃听，慷慨地以一瓶瓶的啤酒款待他的新相识，转而从他们的闲谈中吸收情报。吕西托结识了克虏伯工厂的一位孤独的老警卫，他对于有这位殷实的旅行商人做朋友感到很高兴。  
  吕西托的耐心得到了丰富的报偿。这个警卫不久就谈到一次确实值得注意的试验——从一门大炮中发射毒气炮弹。这个特务假装既关心又怀疑的样子，提议按一笔吸引人的赌注打赌。这位工厂警卫为赢得二千马克，同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邀请他一起去亲眼日睹一次实际的军事演习区的实验。他们选择了一个不引人注意，但可清楚地看到实验场的地方。载运德皇威廉和军政高级官员的一长列汽车停了下来。军乐队演奏军事歌曲，同时一支仪仗队举枪致敬。  
  一门巨大的海军炮和一门三英寸炮作好表演的准备，在将近一英里外山丘上一群在吃草的绵羊就是目标。野战炮射出的炮弹，爆炸时声音较轻，完全不同于标准的爆炸。几秒钟内，海军炮射击了。每个炮弹都没有向羊群瞄准，但每次爆炸后，有一阵略呈绿黄色的云状毒气徐徐升起，向羊群飘去，象低低地移动的雾一样覆盖在它们的身上。在雾散开后，所有绵羊都死了，集合的人群也走了。  
  几天后，相当大的一块毒气炮弹碎片，已经放在一位杰出的化学家的巴黎实验室里，他的分析应能使协约国造出防毒气的防毒面具来，然而早期的防毒面具都不起作用。最初制成的，是一层纱布衬垫，周围裹以经过化学处理的废棉花。另一种防毒面具是“救火帽”式的，就是一个用油脂浸渍的灰毡兜帽，上面有小小的云母片隙缝可以望见外面。毒气容易渗过松宽的针脚，从兜帽下面往上升，其结果是戴这种兜帽的人，比不戴的人更易感到窒息。  
  在协约国手中，有逃兵供给的虽然简单但较有效的德国防毒面具，但他们在从事毫无价值的设计中却不加以利用。当步兵在了解到没有有效的防护物可用时，他们对毒气的恐惧加剧了。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报道，“毒气是个可怕东西，没有人相信防毒面具的功效。……标着‘紧急’字样的粉红色军队打印信件，不断从司令部寄来，说明如何使用这些防毒面具。信件都是前后矛盾的。最初说防毒面具都要浸湿，后来又说要保持干燥，然后规定要把它们放在小背包里，旋又规定不要用小背包。”到了仲夏，研制了一种改进的防毒面具，但直到1915年11月，协约国才得知敌人怎样做防毒面具的。加拿大军第七营，在一次堑壕袭击中，捉到了十二个德国俘虏，他们的橡皮防毒气面具被加拿大情报部门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915年1月对俄国人发射毒气炮弹的效果微不足道，使德国人感到失望，在埃森试验的那些毒气炮弹是新型的。乘风向的毒气进攻后来被放弃了：有时一阵异常的风，会使有毒的云吹回到他们自己的防线来。不久，固定的圆筒被毒气炮弹取代，这种炮弹可以打进敌人的防线，使部队没有时间来躲避这致命的雾。这种炮弹的弹药装得少些，以便为液体毒气留出空间，而在爆炸时液体就变为气体。  
  炮弹设计得可从所有火炮和迫击炮发射，少装弹药的炮弹把射程限制在五英里左右。这种炮弹飞行时不稳定地旋转，爆炸时声音较轻，是容易辨认的。后来德国人使用光气，这种无色毒气比空气重三倍半，比氯气的杀伤力大十倍。除具有窒息性外，光气对于引起心脏的总崩溃能起后发作用。在通风地区，毒气和光气在三到六小时内消散。  
  协约国以牙还牙，着手制造它们自己的毒气炮弹，但德国人保持了主动权。1917年7月，他们采用芥子气，这是一种油状腐蚀剂，能使皮肤起泡，引起溃烂，只有经过很长时期才会蒸发。芥子气造成部队的恐怖。协约国用路易氏毒气反击，这同样是一种剧毒的起泡剂。德国人还研制一种能渗透防毒面具的化学品，使戴防毒面具的人猛烈地打喷嚏，恶心，呕吐，迫使他们扯掉防毒面具。紧接着这种突击就发出时间上经过小心安排的其他毒气。大战期间，对协约国至少发射了十二万五千吨毒气。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百分之五十的德国炮弹都充了毒气。双方化学战的伤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一百万，其中十分之一死亡。  
  德国对于泄露了即将进行毒气进攻的那个逃兵，是决不饶恕的。第十一师的前指挥官在战后一篇文章中轻率地提到他的名字。根据这个证据，德国最高法院于1932年判处他监禁十年。他是不可能恢复自由的，1933年1月，纳粹掌权了。  
 
十、加利波利战役  
杰克·雷恩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英国在加利波利的冒险，是马虎策划和错误判断的结果。除曾敦促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丘吉尔外，这个地区是英国陆军部很少考虑的。只是尼古拉大公于1915年1月送了一封信给基切纳勋爵，请求报答俄国的支持时，才激发了陆军部的兴趣。不过五个月前，俄国不顾一切战略上的考虑，答应协约国的要求，在东线进攻德国以减少西线的压力。现在俄国同时在波兰同德军和在高加索同土耳其军争斗。大公企求“某种对付别处土耳其军的牵制行动，海军的或陆军的都可以”。  
  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是丧失时机的政策。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在大战最初几个月英俄猛攻下，不会幸存下来。达达尼尔的陈旧防御是非常脆弱的，土耳其靠近君士坦丁堡的沿岸两座兵工厂，都暴露在战舰的近距离平射火力之下。一支协约国舰队能够不费力地穿过达达尼尔，被土耳其军认为是当然之事。土耳其官方历史以使人惊异的坦率承认：“直到2月25日(1915年)，在半岛的任何地点成功地登陆将是可能的，用陆上兵力攻占海峡也将是比较容易的。”  
  作为欧洲土耳其西南延伸部分的加利波利半岛，有六十英里长，四到十三英里宽。这条几乎是荒芜的多山狭长地带的加利波利，1915年只有一条泥土公路纵贯全岛。俯视海滨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优良的防御阵地，保卫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边，一条四十英里的水道从马尔马拉海流入爱琴海，宽度从一千四百码到四英里不等。在古代以海莱斯蓬特著称的达达尼尔从不冰冻；但它的双向的潮流，疾转的风向和猛烈的风暴，使航行成为难事。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是理解夺取达达尼尔好处的唯一主要的英国人。从战争爆发开始，他就徒劳地倡导攻打加利波利。英国最近一次演习是在八年以前，帝国防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支军队面对敌人据守的阵地，不能夺取一个滩头阵地。丘吉尔攻占达达尼尔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这是通向俄国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将便利同英国的东方盟国的交通。  
  到1915年1月中旬，英国陆军部按照大公的请求行动。丘吉尔建议，俄军参加协约国两条战线的陆海攻势，从黑海进攻土耳其。俄国人同意这将增进对他们有利的形势，但同他们蓄谋已久的并吞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的意图有矛盾。协约国将分享这一胜利使俄国人感到不安，他们谢绝了丘吉尔的提议。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承认，“我很不喜欢这种想法，即海峡和君主坦丁堡可能被我们的协约国攻占，而不是被俄军攻占……我很难向他们隐瞒这个消息如何使我感到痛苦。”  
  即使没有俄国人，英军仍然决心进行这一入侵。老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在七十四岁时复役。1915年1月初，丘吉尔得到费希尔的支持，打电报给地中海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请他对英法联合进攻作一估计。卡登回答说，这一计划将为协约国开辟达达尼尔。但军事计划人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发展——他们对加利波利的杂乱的和无意义的进攻，最后将推动土耳其军在德国的支援和物质帮助下，加强他们的防御。  
  由十八艘英国主力舰(包括装备有十五英寸大炮的新式“伊丽莎白女王号”)、四艘法国战列舰和辅助舰只组成的英法联合海军机动部队，于1915年2月19日驶进达达尼尔的入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