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姓‘盛’的？我们这里没有人姓‘盛’？ ”丑所长不解的瞅瞅屋里又瞅瞅孩子们。
    “我们说的就是她，我们听到过别人叫她‘盛所长’！ ”海洪用手指着沈元晖所长说。
    丑子冈本来想给孩子们解释沈元晖所长姓“沈”而不姓“盛”，但她立即想到陕北人讲话带着浓重的乡土音，他们念“沈”听起来很像“盛”。既然孩子们提出来了，就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先造成一个真诚的气氛，谈判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就让沈所长先退席了。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为这头一炮的胜利而高兴，就一下子消除了全部戒心。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了所长办公室。
    “孩子们，现在咱们可以平等地谈一谈，你们为什么不吃饭？”丑所长依然和蔼地问。
    这三个孩子代表，看起来很熟悉这种场合，他们不拘束也不害怕。新军没有回答丑妈妈提出的问题，却反问道：
    “这里是延安不是新疆，我们是来上托儿所不是坐监狱，为什么还把我们关起来？不让我们和延安的小朋友一块吃住？”新军的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盛世才是个大坏蛋，他杀死了我爸爸、还有远新、楚三等许多小朋友的爸爸。到了延安还要受‘盛世才’的管制，就是刚才走的那个‘盛世才’把我们关起来的，你知道吗？”海洪讲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噢，原来是这样？”丑子冈长长地松了口气。
    “是啊，那个‘盛所长’嘴里讲我们都是一家人。可是实际上连吃饭、喝水都监视着我们，他不让小朋友们吃饱饭……”安安的语气里充满了愤怒。
    “有意见你们可以提出来，但为什么集体不吃饭呢？”丑妈妈已经完全了解了孩子们的心思，又故意问了一句。
    “对迫害我们的人，不能光忍受，要像叔叔、阿姨们一样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我们集体不吃饭就是斗争！”新军说完，还给丑妈妈神秘地挤了一下眼睛。
    丑子冈看到单纯可爱的孩子们讲完意见，已经没有敌意了，就笑着说：“孩子们，你们误会了。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看看！”说完率先离开了办公室，其他人跟了出来。他们走到另外一个窑洞前，有一位阿姨迎了出来。丑妈妈说了几句话，那位阿姨就把窑洞门打开，他们看到里面有四张床，两张空着，两张上躺着两个小朋友。
    “为什么把他们单独关起来？”安安不解地问。
    “他俩生病了，为了怕传染其他小朋友，所以把他们隔离起来。等他们病好了，就可以回班和小朋友一起生活了。”
    “把他们隔离起来，也不许随便吃饭、喝水吗？”海洪提出了问题。
    “控制饮食，不光是对病孩子，就是健康的孩子也要定时、定量，不能一次吃得太饱，喝得太多，否则会生病的。”那位阿姨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时，丑妈妈认真严肃地说：
    “孩子们，咱们托儿所有个规定，凡是新入托的小朋友，都要检查身体、隔离观察，定时、定量喝水、吃饭，以免把外面的病菌带进托儿所，传染其他小朋友。你们从新疆监狱里回到延安为了保证你们和托儿所全体小朋友的健康，是按所里规定对你们隔离观察的，这不是沈所长的个人决定。问题是事前没有给小朋友们讲清道理，使大家产生了误会，这点我们是要检讨的。沈所长名叫沈元晖，她姓‘沈’不姓‘盛’，她是小朋友的‘好妈妈’，可不是什么‘盛世才’……”丑所长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在新疆时，他们把我们关起来，我们都被关怕了……”新军还有些心有余悸地说。
    “好孩子，别说了，丑妈妈知道你们都吃了苦。那是敌人的迫害。这里不一样，每一位阿姨、叔叔都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和他们谈，但不能不吃饭，只有按时吃饭，才能长壮身体，将来去打那些杀害你们父母的敌人。”丑妈妈边说边亲切地握着安安的手。
    “丑妈妈，我们懂了，我们回去吃饭。”安安说。
    “好啊，丑妈妈就知道你们懂事，走，咱们一块回去。”丑子冈高兴地拍了拍三个孩子的肩膀。
    当他们重新回到隔离室的窑洞时，孩子们都在焦急地等候着。
    “走，吃饭去。”三位代表同时说。还真有号召力，全体孩子都乖乖地跟着他们去吃饭了。
    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丑子冈又是高兴，又是难过。高兴的是孩子们的绝食很顺利地解决了；难过的是他们幼小心灵深处受到的伤害，是在短时间内难以平复的。
    从新疆回来的孩子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按年龄大小都被分到洛杉矶托儿所的各个班里，该上学的孩子送进了小学……
第二篇 “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无法割裂的一代
第17章 几十位父母的——彭士禄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母亲蔡素屏牺牲后，在潮安一带，年纪不到4岁的士禄，先后就有二十多位素不相识的“爸爸”、“妈妈”舍命保护、喂养过他。
    彭士禄生于1925年11月15日。当他还未满3岁时，他的妈妈就被反动派杀害了。他的奶妈王蝉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为了保护烈士后代，就将士禄带回自己的农村家乡喂养。为了避免敌人追捕，他让士禄叫她“妈妈”。他们相依为命，苦熬不到一年，1929年8月30日，士禄的父亲彭湃又英勇就义了。
    未满4岁的士禄，便成了失去双亲的孤儿。敌人为了斩草除根。到处搜捕彭士禄——当时小士禄名叫士禄。
    党中央十分关怀彭湃烈士的亲属。周恩来同志派人将流落澳门街头的士禄的祖母接到上海。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人道互济会与上海市人道互济会还印发了《紧急启事》，发动募捐，资助烈士的亲属、遗孤。海丰县人民为了使烈士后代不再遭受国民党的捕杀，悄悄地把士禄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
    1930年，士禄的七婶把他从海丰接到了香港。士禄在此住了一个月后，他祖母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又将士禄接出来，让他与七婶的儿子锡明生活在一起。他们这一老二小从早到晚忙着糊火柴盒，豁胶鞋，帮工，挣得几个铜板来糊口。后来，党组织决定让士禄的七叔彭述同志把士禄先送到潮安一带，待有机会时再转送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去。
    1931年，士禄随七叔先到汕头，然后又到潮安。因为当时反动政府经常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共产党人，士禄在这家只住了一个星期，又转到另外一家去了。就这样，短短几个月里，士禄刚熟悉了一家又转到另一家。一连转移了10多家。不论到哪家，他都叫人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所以，在潮安一带，士禄有20多位“爸爸”、“妈妈”。
    后来，他又被转到山里的一个村庄。这户人家只有一个中年妇女，住在山上。这位“山顶阿妈”家里没有其他人，士禄只有自己玩，还帮“阿妈”拾草做柴烧。在这位“山顶阿妈”家住了几个月后，来了一个人——他就是后来士禄跟随的潘舜贞姑妈的儿子陈永俊，又把士禄领到金砂乡一个姓杨的渔民家里。士禄称渔民为“父亲”，称渔民的儿子为“哥哥”。
    1933年的一天，杨家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给士禄带去一些衣服，并告诉士禄，要带他到苏区去。
    当小船沿韩江北上时，岸上的国民党哨兵招船靠岸检查。两位“客人”在下水推船之前，特地又嘱咐士禄要记住交代他的话。船接受检查时，国民党哨兵在船舱夹缝的灰泥里挖出一个纸条之后，就把两位“客人”和“父亲”、“哥哥”都抓走了。船里只剩下士禄一人，他哭着喊：“爸爸”、“哥哥”，没有一点回音。从上午10时左右直等到下午4点多，“父亲”、“哥哥”才被放回来。两位“客人”不知去向。后来彭士禄到延安后才听古大存同志讲，那两位“客人”是东江特委负责人，不幸遭敌逮捕，在梅县壮烈牺牲。那个渔民船夫叫杨嘉清，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儿子叫杨阿孙。
    船夫——“父亲”只得把士禄带回金砂乡。住到了陈永俊家里。陈当时为潮（州）、澄（海）、揭（阳）边县委上莆区委委员。他母亲叫潘舜贞，士禄认潘舜贞做“姑妈”。陈永俊经常在外，每月回去一两次，并且都是晚上回去。每次回去敲门都用暗号。实际上他家是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姑妈”对党、对红军有深厚的感情。
    “姑妈”还有一个女儿，士禄叫她“姐姐”。“哥哥”对他特别好，而且教他念书、识字，这是他读书的开始。当时家里生活很苦，士禄便跟“姐姐”学绣花、赶鹅、拾柴。“姑妈”很喜欢这个懂事、勤劳的孩子。家里难得有个鸡蛋、鹅蛋等一点好吃的，她总是不给自己的女儿吃而给士禄吃。过年过节有鹅肉时，她让士禄吃肉，让自己女儿啃骨头。逢乡里唱戏，还给士禄几个铜板，让他去看戏。
    自幼懂事的士禄，每当吃肉或蛋等好吃的东西时，总要分给“姐姐”一些，“姑妈”给了铜板也要分一个给“姐姐”。